第七章法国大革命俄国的十月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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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大会决议接收寺院的地产，废除什一捐，将各种封建义务解除，人身的义务亦无条件废止，土地的义务则以代价赎取。又通过了“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其第一款即宣扬“凡人自出生及至今统享有自由及平等的权力，仅在共同的功利之条件下产生社会上的差别”此外又列举这些权利为“自由、财产权及抵抗迫的权利”公民一体在法律之前平等。新法律尚待公布，新宪法则将公民分为“现役公民”及“非现役公民”二种，前者有最低限度的赋税，享有选举权。1791年召开的立法会议，即依这样的程序产生，其组织为一院制，所以没有贵族平民的区别，僧侣更不在话下。国王对立法会议通过的法案保持有限度的否决权（立法会议两年一届，国王对同一法案可以在两届否决，所以否决有效期间共为4年）。应付当前的财政问题，则决议发行一种纸币，称为“付券”（assignats），以没收寺院之地产作担保。

看来这些条款所包括的改革极为广泛，其步骤则和缓而带妥协，为什么如此的方案不能化干戈为玉？其中必有蹊跷。

废除封建特权，并非在国民大会里经过详细审查与考虑而通过，而是少数预谋的人决定在傍晚5时开会（1789年8月4），会议延长到清晨两点而获得表决，其辩论的程序也预有布置。像这样一种重要的改革，务须有关的人大部分承认这是众望所归，积极进行，才能希望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可是事实上立法时，就希望其行动有如“魔术”所以宣传的成分多，实际的功效少。这时候，法国残余的封建因素并非整体的可以耳闻目见，而是在农村中渗入各种经济生活之中，如“声望”即附带着特权；在很多情形之下，人身义务与土地义务不可区分；不少封建特权出于霸占，又有一些出于契约。即让农民付20年及25年的代价赎清，技术上也困难重重，况且有些土地又经受领人佃让与人，更不知何人可以占得便宜，领主则借口除非收有赎金，特权仍保持如旧，并且东西南北，各地情形不一。所以国民大会一纸法案，只产生了千般万样的纠纷。有些农民争取法案给他们的利益，一直纠到1793年，其情节即是一种“道地的内战”没收寺院地产、废除什一捐好像轻而易举，可是后来牵涉更广。各主教方丈既失去了他们手下的收入，国会就决定对他们发薪水，所以全部宗教人员成了政府雇员。又因为此时整理全国的行政区域（参照上节法国行省有中央及边区的分别），全国领土各按境内山河划为大致面积相等之行政区（depart－ments），于是旧的主教区裁撤，新的主教区与行政区重叠。在政教合一的方针之下，国民会议于1791年通过“宗教人员民事组织法案”（civilconstitutionoftheclergy），规定主教由选民推举，不再由教皇认可，并且所有僧侣要宣誓尽忠于国家。一位现代作家认为这一举“中断了全国的团结，内战于是开始”一般非信徒甚难掌握此中奥妙。罗马教会由基督授命于保罗而产生，主教千百年来衣钵相传有天神降命于人的意义。很多宗教人员已经觉得裁减主教人数、更改他们辖区之不当。因为在神学的立场上讲，这些措施已经污亵了他们的神圣使命之源。至于向人间政府宣誓，等于将所有的主教方丈改业为政治指导员。一部分僧侣比较达观，觉得为主服务和民事管理可以视作两途，但是赞成宣誓的少。160个主教之中，只有7人宣誓。后来教皇斥责“组织法案”更加深了法国内部的分裂。国人士责问，何以堂堂法国人要受命于意大利。抗拒宣誓的神父叮嘱信民，不要被这种犯天渎神的政府误入歧途，甚至主张他们不要买卖寺院之地产，不向政府付税，自此法国之天主教会分裂为二。路易十六之企图出奔，近因在宗教。出奔前两个月，他曾想参与一位正规神父所主持的弥撒，被巴黎的市民阻挠而作罢。最后他更因否决惩罚违命的僧侣之法案，与大批革命人士不相容。

路易在华伦内被截获，送回巴黎之后，国民大会企图避免内战，仍让他担任消极的国王，声称他被绑票，处决计划逃亡的人物了事。但是法国高层社会人士纷纷避难他邦，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1789年情势不稳时，两个月之内政府批发了20万件护照，虽说有些持有者只在国内旅行，但多数亡国外。这种情形迄未停止。1792年正规军内2/3的军官都已离职。因为这些领导人物之离散，社会更不安定。亡者（emigres）集中于比利时、意大利各处，但是以在德国莱茵河上的科布伦次（koblenz）的一个集团最带威胁质，他们也和不受命的僧侣联系，有引导德奥的王室侵入法国，推翻革命的趋势。在这情形之下，路易的奥国王后成为他在中外观间的一种负担。旁的问题不说，单是在宗教和亡者两种关系之下，路易十六想做消极的国王也不可得。

1792年巴黎群众的蠢动，不是由于年岁的收成不好，而是因法币贬值，一般农民宁可背粜，不愿接受不值钱的付券。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法国自1789年以来的基本问题并没有解决，即如类似纸面上的法案也和“人权及公民权利宣言”一样，只能算是一种计划和一种企图，不可能立即实现理想。这种未曾受定的局面，一遇局部危机，就会江河下而不可收拾。

法国大革命曾被解释有它本身的逻辑，内中群众与权力和崇高的理想不可分割。即革命者不容易从他们的人身经验一眼看出，而只能够在事势逐渐展开时，理解体会。本书接受这种观点，并且将之扩大。大革命发生时新闻报纸初出茅庐的煽动群众，即作者和主编也不免为他们自己的辞藻所蒙蔽。最近100多年来的进展，却使我们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看法，远胜于18世纪末期。而且像法国大革命这样伟大的事迹，其包涵既多，内中不少的因果关系可以前后倒置。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以后业已发生的情事和业已证明的史实追溯回去，追究当酝酿的情形，分析各种行动的动机。

可以简要地说，1789年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乃是环境需要立即采取一个用数目字管理的方式，首先则低层机构中各种经济因素要能公平而自由地换。而此时法国却分为无数大小圆圈，错综重叠。各种人文因素也彼此牵制。经济改革牵涉到政治体制；僧侣的组织也涉及群众的安全。表面看来一个简单的要求，实际有等于一只动物之胎换骨。而这动物在改造期间又仍要穿衣吃饭，以致更难。

从法国革命之前后看来，这当中产生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外、文化及宗教信仰。因其范围大、时间短，当中无法避免暴力。革命初期希望凡事妥协，有意效法英国之光荣革命（详第四章），后期则凡事不妥协。如果国王暧昧不明，其存在足为国事之累，则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如果外国有干涉之意图，则索由法国作主，向奥地利、英国和西班牙宣战，并转守为攻地进兵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和德国。如果封建余存的因素纠不清，则将政权特权一律无代价的废止，直接实行耕者有其田。如果僧侣不肯宣誓，以致法国的天主教会分裂，则索不承认耶稣基督，而另崇拜一个自然神论之“最高存有”（supremebeing）。如果反革命的人物可能滋事，不守经济法规的人物可能影响社会秩序，即宣布“嫌疑犯法案”（lawofsuspects），一连拘30万人，很多不经审判而送上断头台。写到这里，本书也要仿效西方的历史家附带声明，叙述这些事之因果，并不是赞扬提倡。只是这一串事迹之逻辑与因果，非常明显。法兰西要给自己创造一段新生命。

将旧有体制全部解散一切重来，其胆量值得钦佩，可是也在心理和行动上沾染着极端可怕的景象。所以小说家狄更斯（charlesdics）会用一两页针锋相对的词语，重复地叙述当矛盾。我们试设想:旧的组织制度既已推翻，此时既无尊卑长上，也无合法与否，其合理与否，由各人作主，这是漫史的最高。同时把人类退化至原始时代，是一个令人心栗令人惶惑的境界。

预示此种情况，有卢梭（rousseau）所谓“高贵之野人”（noblesavage）。其为高贵，则是不染世俗上奴役旁人和剥削旁人之恶习，其为野人，是不受假惺惺的文教所拘束。恐怖时期巴黎不‮妇少‬女边在编织绒线衣物，边在观赏断头台上的血，甚至投井下石，对受刑的人加以凌辱、嘲笑，有近于所叙解放中人物。再叙述得彻底一点，这时候法国已近于霍布斯的初民状态（详第五章），亦即所有人与所有人作战。除非有“巨灵”（levia-than）出现，由一个全能的政府作仲裁，否则每个人都有死在暴力之下的可能。1792年9月巴黎暴民到各监狱行凶，将1000多囚人当场打死，事后到巴黎公社领取酬金。引申霍布斯之学说，则当时联军攻下凡尔登（verdun），法国国都看来危在旦夕，群情恐惶，一般人都相信囚犯将为联军内应，于是对他们行凶，也算是自卫。

据这样的逻辑，我们可以追述革命进入第二阶段的情形:巨灵既为国家主权人，不能没有发号施令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已无从由旧体制承袭，有待创造。所以其组织不能循理合法（要是合法就无需革命了）。以上各种条件注定其组织者为少数人物，首先以谋发难。

1792的革命，由雅各宾派（jacobins）领导，他们经常聚会于雅各宾俱乐部，内中又以从吉伦德选出之代表所谓吉伦德派（girondists）为表率。兹后又有所谓山岳者，大部也属于雅各宾俱乐部，又参杂其他俱乐部之成员，总因为他们在国民会议席位占高，又为过派，所以有此名号。这两个集团间的来往，相当复杂，初非径渭分明。只是以后斗争展开，吉伦德派主张温和的改革，贷路易十六以不死，也主张地方分权。山岳则和巴黎的市民结合，主张对法国予以一个彻底的大改革，将卢梭所提倡的“社会契约”推化为事实，在过渡期间，当然只有中央集权。他们不仅主动地将吉伦德逐出雅各宾俱乐部之外，还在政治上清算他们，引起恐怖之展开。

大革命分为前后两阶段，固然以1792年8月国王之失去职权为分水岭。但是其谋和酝酿已在几个星期之前开始。巴黎城市分为48个区。雅各宾的组织人员无疑受未来的山岳指挥（此时国民会议尚未集会，所以不能径称之为山岳），他们将这些区公所一个一个争取组织妥当，其计划隐匿周详，始终无一人单独面。他们自称已经消除了“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也不承认路易十六为国王。8月9夜，由这些区公所组成的造反新巴黎公社侵入公社的会议厅，将原有的公社组织驱逐。国民军的司令准备干涉，则由新公社代之以新司令。其所以如此得意称心，乃因组织者早已将巴黎市井间能持武器者全部笼络。合法的巴黎公社和国民军至此已失去招架的能力。

迄此，巴黎公社还保持着资产阶级的风格，国民军也限“现役公民”参加，主要的任务为维持秩序。雅各宾所动员之群众称为sansculottes，直译为“不穿马之人”以别于18世纪中等以上的装束。我们无妨称之为“无”巴黎之无，以小商店老板及独立营业之技工领头。但是他们动辄在街头聚集数万人，而巴黎人口以户计半数为拥工，所以当中不可能没有长期的佣工与短期的雇工参与行列。他们手执标，使迄今地方自治之武力为之改换彩，也使整个大革命为之改观。

凡革命则需要群众武力。革命期望于他们的是行动多于思想，团结的力量超过个人的彩。无提出的要求，首重粮食的价格能与工资配合，即后来提倡限制私人资本，主张任何人不得有一家店面以上的铺场，没有任何高深的见解。因为其简单，所以能构成革命之大洪。等到内部生出歧见，各有是非，革命已近尾声了。这时候，即1792年的夏天，他们都相信生活之不愉快责任全在路易十六。

雅各宾人士与无结合，曾两次向国王提出问罪之师。6月20冲入特拉里兹时，路易应付灵未生事故，对革命者说来，也算是失败。8月9夜他们占领巴黎公社的官署之后，即马不停蹄，说服国民军，于翌再向特拉里兹进兵。于是“一大堆国者、无业游民和冒险家，总之就是攻巴士底监狱的同样彩之人群”一共集结了2万人，向保护国王的瑞士雇佣军作战。国王一行逃避于立法会议的会场，请求议会保护，并且命令卫队停止抵抗，可是武装冲突依然展开，双方死伤约1200人。国王王后一行从此失去自由，以后搜出一铁匣的公文，证明路易对革命实为不利，这证件成为1793年初将他判死刑的张本。1792年9月国民会议开幕时，国王已失去职权“9月残杀”即无到牢狱里残杀囚人（详上。其中不少被害者为不肯宣誓的僧侣和政治犯，也有一般罪犯和娼同样的在捧之下牺牲），这样的事已发生，而且法国军队在瓦尔米（valmy）又打了一个胜仗，在短期时间之内，战事已稳定，民国在此时成立。最初吉伦德派还在国民会议里占优势，只是为着革命至此是否应当缓和，采纳众议，还是随着巴黎公社烈到底等等问题，展开了和山岳的斗争。此中谁是谁非，经过很多历史家的争辩，只因为内中涉及个人动机，迄无定论。

今去当时已近200年，我们有了历史的了解，就可以说，当事人不一定能明了他们自己的行动在历史上的真正意义。法国大革命早已展开，机构上各种基础都已具备，于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时候只有化复杂的情势为简单。现实超过象，决断胜于犹豫，于是很少有个人之间的是非曲直，只有革命的逻辑，它亟需随着实力找到着落。

所以国民会议以366票对361票判国王死刑，此后争展开，山岳整肃吉伦德派，将他们推上断头台，发动了恐怖政治，各种政敌消失之后，过派又展开了内部的斗争。罗伯斯比尔首先将最进的赫伯（hebert）处死，回头又将主张较温和的丹东处死，等到“热月反动”展开，罗伯斯比尔也被前在各省执行恐怖政策的议会代表处死，同出于以上逻辑。在宽阔的眼光看来，法国已面临着一个“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局面，巨灵尚未长成，只有煽动的报纸动摇人心，无街捉人。不问他们的动机如何，都成为助长革命炽热的燃料。我们与其追究个人品德，不如认识他们的时代。

恐怖政治在“大敌当前国贼未除”的气氛之下产生。法兰西已有两个总司令自动投奔敌国，在国内则征兵30万，又发生了温底（vendee）和里昂（lyons）的内，土伦（toulon）则降英，影响了地中海沿岸的安全。这时候国民会议藉着内外军事政治的危机来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其中牵涉到千缕百条人与人的关系，于是只好以暴力和威胁通成。1793年9月5，国民会议提出“当今的程序（orderoftheday）为恐怖”只不过公开承认业已展开的一种运动，增加其强度，加快其速率而已。

但在最黯淡的时候，新的组织业已开始。丹东发起组织的公众安全委员会（committeeofpublicsefety）集司法行政大权于一身，又通过国民会议，也纵了立法权。它既像战时内阁有任免将官、总揽军事外的能力，也藉着特务人员，监视社会人士，指挥革命法庭。它之诞生，证明非常时期实施三权分立之不合实际，也证实了柏克（edmundburke）所预言，法国过运动必导引一种军事独裁。经过公众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权力，由丹东而至罗伯斯比尔，又更通过巴拉（barras）和赛亚司而至拿破仑，无疑是新法国高层结构之源。

革命者此时还有一个有利之条件，是全国各行政区域的组织也大致仿效巴黎体制。1789年旧体制瓦解之后，各城市也组织了他们的公社，也有地方的雅各宾俱乐部，大都会里也有无，他们从城市里将力量延伸到附近村镇里去。革命后期，各城市也以不同的名义组织，有似于公众安全委员会的机构，总揽动员治安事宜。当各地呈现分化趋势之时候，国民会议决定派它自己的代表到各地去督导。反对山岳的吉伦德派，认为这是分化政敌的好机会，于是推举山岳的代表出任。殊不知这些督导员到任之后大权在握，积极增加各个人的声望，当中半打左右的强人，后成为“热月反动”之后法国的台柱。此时，他们整肃各地方组织、加强恐怖政治、执行物价管制、征集人员物资、组织工厂、设立济贫所、将税额配于富人，无则承命协助他们按户搜索。用不着说，当中必有无数违规犯法之情事，但是这种种作为，加强了中央管制，也就是将新高层结构的权力施展到低层结构里去。因此产生的行动，合乎“山岳的风格”也有历史家谓这些中央派出之督导员，有黎希和柯贝特（详上）所遣派的省长之才干，其中有些后成为拿破仑官僚机构里的能臣。

新体制的低层结构，可谓全民平等。大革命后期既已废除“现役公民”和“非现役公民”的区别（但是1795年的宪法规定选举权仍受资产限制），又革除了贵族与平民的差异，更取消了封建特权、什一捐、买官的办法，和以前只派予平民的赋税和国内内地的关卡，新体制开始胎换骨，形成一个庞大的扁平体。但这种平等乃是法律前之平等，诚可谓之为理想之机会均等，而不是均分财产或中国“均田”式的平等。劫富济贫式的平等，曾经圣约斯特提及，可是未能付诸实施。总而言之，大革命只创造了一个低层机构里各种经济因素都能公平而自由换的原则，奠定了后以数目字管理的基础。即山岳人物，有时抱有社会主义之趋向，也无从将这种思想构成一种系统。共产主义只有一次被提出，但是随即被制。历史家也承认以当法国生产组织之程度，谈不上废除私人资本。

这样一来，法国只有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

“热月反动”之后“五人执政”（directory）期间“一个新国家经济慢慢登场，经济放任政策，[只]受国家缓和节制”这时候农村经济与城市经济结为一元，批发事业开始统辖零售生意，专制政府虽策定大纲，从旁监视，其中各处接头的情形仍待私人展开。新组织和运动既离封建特权的束缚，又不因宗教的忌而支吾，还靠什么作其掌握之南针？那么也只有机会均等的竞争，一切以金钱为标准了。并且它所造成的结构也只有越做越大。广泛地展开信用，不受人身关系束缚地雇用经理，和通盘活用的服务——即是我们所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上之条件——都因之而益显著。设立工厂、集中生产，使独立工匠经营的小店铺关门，扩大了城市中的无产阶级，也只是迟早之事。以上所述可以经过几十年和几百年的进程，而私人资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力量之比重越来越大。我们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以上事情可以用1799年7月（即热月反动之）算作法兰西的出发点。以同样的眼光看来，事到当，丹东、马拉和罗伯斯比尔都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任务。他们是好人或坏人，与后人的关系不深，即算他们都不具备做独裁者的条件，他们所创造的一种高层机构却是以后组织与制度的基始。

这样的说法，好像近乎宿命论（fatalist）；也好像是说，将要发生的事情都会发生，与各人的存心没有关系，甚至与人力无涉。其实也并不尽然。虽说18世纪末的法国人无从确悉今我们所谓资本主义者所包括的了解（所以资本主义者这名称产生于19世纪而不产生于18世纪），他们对近身之事，也并不是完全盲目地全以冲动处置。例如罗伯斯比尔倒台之前，巴黎的无已先失势。起先山岳限制最高工资对无一部分人有利，对其他人不利，已经产生了分化作用。以后这种工资与物价的管制又没有着实地维持到底，则起先受惠的也渐不。罗伯斯比尔在清算丹东之前抑制左派，更使一部分无的领袖失去凭藉，其他的则藉着机会在政府里做官，由革命者摇身一变而为职业的官僚。所以“热月反动”固然是由于恐怖政治做得太过头，人心思变，一方面也是革命的力量本身已在分化，事实上各人都在计算本人切身的利害。我们所谓非人身因素和集体责任，也不是说世事之演化全由冥冥之中神秘的力量作主宰，只是事涉群众运动和群众心理，我们无法从各个人留下的记录挂一漏万地勘判，只好看清全盘局势，以逻辑上之推论，补文献之不足。

同时这样看来，卢梭之所谓“高贵野人”仍系理想上的一种极端。事实上，革命分子亦要穿衣吃饭，无法完全放弃个人之私利观。一到对外战争转败为胜，内外的军事威胁消除，恐怖政治已无必要时，所标榜的革命道德也是多余，而且天主教会既已放弃它的地产和政治力量，人民信仰天主教也不足为虚。这些条件就已在邀请“热月反动”出现，五年之后拿破仑因时就势，只将既成事实确定。总而言之，世间既有经济则有组织。法国既已否定巴贝夫（babeuf）所提倡的共产社会，则新组织只能从现状内个人的获得与占有参差不齐的条件下展开，其基本原则为各个人自识指归，则就不期而然地造成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了。

可是在短时间内急遽改造，法兰西付出的代价不算不高。恐怖期间据说牺牲了17000人命，而且这数字只是革命法庭正式判死刑的案件，其他不经审判，草率推上断头台的，又何止此数。里昂在清算反革命之，将囚徒200人一批，排放在壕沟之间，予以炮轰，南特（nantes）之牢狱被传染病侵患，也无法给被监者食物，实为人间地狱，于是将逾2000囚犯，置在漏水之船上让他们在罗尔（loire）河中淹沉。专家估计在1793年9月到1794年7月间，因之丧生人数达35000至40000之间，而间接受害者尚不计，所拘之嫌疑犯则可能为30万。因革命而引起的对外及以后长期的拿破仑战争，死伤更多。勒费弗提到革命期间陆军的死亡失踪人数达60万，而另一估计又提及1800年到1815年间战死及因创伤而死的也近4o万，在一个人口不到3000万的国家，实为一个极大的数目。

然则全面动员，驱使法兰西7％的人口执干戈以卫社稷，其力量不可谓不雄伟，也不可能全为费。团结士气人心的成效不说，经济动员也是组织新国家的一种步骤。庞大的军队极需食粮、被服、兵器、马匹和通工具，更需要民间组织的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国民会议期间（1792年至1795年）经济政策着重出卖没收的地产，管制物价与工资，一部分兵工事业由国家直接经营。但是大体上国民经济仍保持商业格，直接向民间争取物资，限于事势上的需要，着重将剩余的粮食输至前线，若干村镇亦有地方政府配给食物之情事。总之除非无法避免，政府不愿自己动手主持，当中一个主因即是当经济消息尚不灵通，局势难于掌握。因此政府仍对商人作各种让步，即对外贸易算是国营，政府也仍给商人各种回扣及暗盘，即限制物价时，原则上也将批发商及零售商之正当利润计入。

“五人执政”期间（1795年至1799年），政府放弃物价与工资的管制，曾引起物价陡涨，造成通货膨，各级官僚在混期间贪污自肥。1797至1798间一年和大陆各国大致保持和平（只与英国仍在战时状态），加以收成良好，物价回跌。执政政府曾致力制定经济对策，例如加强税收效率、削减预算、增加关税、继续征用军事物资。1796年的币制改革，以纸币换纸币没有功效，翌年改用硬币，从荷兰、德国和意大利搜括的金银，与对外贸易的入超，解决了货币来源的问题，并且趁此机会收回公债。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一段奇遇则是政权叠次易手，政府始终没有正式赖债。只有1797年宣布公债之2/3不付息，这2/3的兑换券在市场上无人问，等于被宣布作废。另1/3也随着跌价，从此政府对利息之负担大为减轻。虽说收支仍不平衡，情形大有改进。只是对外不能保持和平，1798年后战事又再失利，才有拿破仑的登场。

拿破仑加强对占领各国的榨取，将国内的税收归并在中央政府收入中，拒绝采取动摇人心的短视政策，又向国外借款及于热那亚和汉堡，在1802年使收支平衡。巴黎的通利银行（caissedescomptescourants）有了波拿巴一家人及其他政府显要为股东，虽为私营，也替政府担任出纳，又为公债付息，法兰西的资本主义体制至此更浓厚了。于是索波尔在叙述大革命的结论时写出:中小规模之制造分工详；农人与都市技工之区别益明显，资产阶级之重心因而转移。商人及企业家取得过去遗传之财富，领有重要地位。投机生意及供应军需和搜括军事占领的土地，给他们以更大的利润机会。经济的自由，展开了企业集中的道路。此后这些人以他们敢冒风险和采取主动的神投资于制造，放弃了投机生意，于是对资本主义之工业化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