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美國日本和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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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之道路通網稱為“五街道”包括京都、江户之間的山道，及沿海道路，迄北至仙台、青森，支線達於甲府和光，是主要藩主參勤代和瞻拜神祇的孔道。只是幕府着眼於軍事，不願使戰略要點擺在四通八達寬敞的道路網上，而有意的將其路線延長到懸崖津渡易守難攻的地方。加以陸運費用高，所以車運在本難於展開。一般少量的貨品用馱運，大宗貨品用海運。早在1624年，菱垣回船即在江户及大阪之間舉行定期的商運.但是由於海上漂沒的損失，效率不高。1694年後，大阪及江户需要海運的間屋各構成“組”實行包船，並且將漂沒損失分攤於組員之間，等於一種海上保險。17世紀，船運載量也由200至400石增至1000石。1772年菱垣回船與其競爭之樽回船（以載酒樽為專長）合併，共有船266艘，並且每年公佈其標準的腳費。至此，正規的海上運輸已有近於150年的歷史。至於“東回航線”之及於荒濱及平瀉“西回航線”通周下關包括北海岸之大部分，則在幕府指導之下，於17世紀後期由河村瑞賢規劃而成。此人苦力出身，終成為本歷史上少數運輸專家之一。

本歷史上之“元祿時代”（1688－1703）與威廉三世為英國國王期間（1689－1702）大致重疊，期間上述商業組織均已成，幕府也鑄造金銀貨幣、開採礦產。人民生活程度已有明顯增進。可是從進入資本主義的程序上講，本面臨着一種尷尬的局面。從現代西方的眼光看來，以上的表現無疑是莫大的成功，可是本沒有歐洲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在神生活上陪襯物質生活的進展。法制上也沒有私人財產權與人身自由同樣不能侵犯的觀念。更缺乏與西方國家接觸的機會，無法體會經濟結構之緊湊立即可以增加國家實力。從儒家的觀點來看，生活奢侈，則必糜爛。商高於農、僧重於仕也是本末顛倒。有了這樣的離奇背景，使其無法看清新體制之來臨，只認為是現有組織之腐化及政策之失控，無法以封建社會的道德觀念完全代替金融經濟中法制之不足。而這時候江户最大弱點則是缺乏全面的對外貿易。專靠幕府大名及其陪臣的消費市場，生產技術無法有突破的增進，而使發展不能繼續。

此後150年，江户幕府治下的本為政治體制與經濟發展拉鋸戰的時期。大名及侍負債於商人，動搖了封建體制的本。物價漲跌，也影響一般人民的生活。一意復古的人士，也無從全面推翻商業活動，恢復到理想穩定的社會。另一方面，商業資本雖得勢，卻沒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於是只能在兩個極端中反覆。傳統歷史學家據儒家思想着筆，通常稱“文治”之後又有“惡政”大概所謂文治總離不開褒揚傳統道德，提倡節約，勵行財政及通貨緊縮，使物價下跌，而惡政通常反是。新時代歷史學家對此有一種相反的看法。他們指出:所謂文治並不能解決當前問題；而所謂惡政對本國民經濟的發展可能在長期間尚有裨益。這當中有歷史眼光長短之不同，也表示着兩種不同的政治哲學。

1769－1786年主持“惡政”的田沼意次，經過很多學者的研究。他的生活與政策，反映着18世紀後期（相當於中國的乾隆年間）的江户幕府狀態。田沼並沒有放棄傳統的重農政策，他也主持開墾新地。不過他的企劃注重擴大幕府工商業的收入。在他主持之下，政府控制的礦業大為擴充。他尤其着重銅產的增加，以便連同海味的出產，增強對中國的國際貿易。他發行新銀幣，大量加鑄銅幣鐵幣，促成通貨貶值。在他督導之下，株仲間得到政府的承認，只要向幕府納年例。田沼也大規模批准商人專利。他希望利用商人的資本，透過幕府，放債於缺乏現款之大名。

田沼的經歷表現着“侍”這個社會階級仍有很大的動。他以低級之侍（600石）風雲際會成為大名，擢升為老中，取得首相的地位，結果又在政治場合中失敗，幾乎失掉全部所有。可見江户時代之封建，本身已無從保持一成不變的姿態。田沼政策所及，更顯示他在對付城市經濟時充滿活躍，已非中國傳統經濟所可比擬。中國清政府也無從控制幕府所能掌握之財政工具。但是封建體制一未除，低層機構中各種事物就無法公平而自由地換。私人財產權也不能有確切的保障。而且私人資本在公眾事業之中佔有特殊比重，也只是若隱若現，本缺乏法制之支持。這種長時間的昧旦局面，也是世界歷史中之所僅有。

至19世紀，此中矛盾仍然無法消除，城市經濟繼續發展，只有使幕府和大名的地位更到困難，以農村及稻米為本位的組織，在財政上無從應付金融經濟所掌握的社會。1830年到1843年中國已領受到鴉片戰爭和南京條約的經驗，在本則稱“天保時代”天災疊出、飢謹免費、不僅鄉民暴動，城市間的窮人也在搗毀居奇商人的庫房，政府除了鎮壓之外，也在經濟方面尋求對策，首先鞏固本身的財政地位，這連串的政策，世稱“天保改革”一個很明顯的現象則是天保改革之中“幕”與“藩”採取的態度截然不同，江户由水野忠邦任“老中首座”他主持的改革大致不離傳統“文治”的風格，例如獎勵勤儉、遣返進入城市中之農民、取締奢侈品及娛樂、強迫降低物價、限制工資、釐定金及銅幣之兑換率、執行貨幣改鑄、解散株仲間。由大名作主在各藩頒佈的政策，也同稱天保改革，則採取比較積極的步驟，有些政策順着經濟發展的自然趨勢，不和作對，如執行均田、減輕賦税、整理債務、擴充公賣。長州將賦税作較公平的調整，將藩之債務作長期借款的安排。水户將某些專賣改由藩之會所經營，薩摩廣植甘蔗，以砂糖庫存為保證，發行票據，得以買賣借墊，藩債則改為250年之無利債款，另籌儲備金付息。結果因其政策不合時宜，組織也缺乏靈活彈，而致“幕”之改革缺乏成效。各藩之改革則大抵成功。經過此番改革，本之中央政府更為軟弱“雄藩抬頭”政治體系之需要改組更為迫切。

以上的發展容易引起讀者揣想，要是沒有外界的壓力，本前途如何？是否再產生長期的內戰，有如16世紀織田與豐臣出現之前，最後產生一個與城市經濟互為表裏的軍政府？或者像中國一樣，從農民之間出現一個明太祖式的領導人物，將國民經濟的組織向後推，以適應他的政治體系？這樣的猜想雖有趣，卻不是研究歷史的正途。當事實之發展，是中國鴉片戰爭的失敗給本有識之士一個很大的教訓。所謂雄藩已在提倡“富國強兵”而且佩裏（com摸dorematthewperry）要求開國之前，英法艦隊已開至琉球，荷艦已入長崎。北面則早在田沼意次時代，已提議與俄國通商。世界歷史的發展已要求本歷史與西洋文化匯合。

將明治維新講成馬克思式階級鬥爭，是本史學歷來爭辯的題目。本書無意在意識形態中揣測，只從技術的角度來看本在德川幕府後期構成資本主義體制之原則，如資金通、經理僱用和支持企業帶服務質之因素，都已大致俱在。而且城市經濟的繼續發展有利於將以上原則更具體化，使整個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此時最大之缺陷，即是缺乏一種法律上的系統，合理地支持此種組織與運動。幕府既不願放棄本身存在之價值，也無力作180度大轉變，則將天皇推擁出來主持這樣的組織與運動，不失為一種理想的解決方案。皇室過去無權無勢，反能因之不受羈絆，符合新體制之需要。何況天皇也有蟄伏的威信。（“天皇”本為唐朝皇帝的尊號，高宗李治與武則天即稱天皇天后。）所以即稱“王政復古”

“明治維新”或者“尊王攘夷”同有促成這樣轉變的功效。

明治維新可以算作本進入資本主義的轉捩點，因為動之私人財產權由此更趨鞏固。

我們今追敍100多年前明治時代改革之成功，誠是將歷史簡化，把一個艱苦的局面易化。1860年及1870年間，維新志士應付的問題，是要取消佔全國人口6％之特權階級的特權，包括他們自己本身在內，廢除200多個地方政權，放棄傳統習慣，創造一個現代化、中央集權的體制。而工作尚未開始，新國家已受外強不平等條約之束縛。本除了煤及銅之外，又缺乏工業原料，以致開國後對外貿易產生鉅額入超。上文一再提及的財閥也並非自始即擁有雄厚財力，能立即應付新政府之需要。三井在德川末期已瀕於破產，其冒險參加倒幕運動，有孤注一擲的情勢。三菱的創始人巖崎彌太郎，維新前夕才在土佐開始面。所以本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並非財閥挾持政府，而系政府竭力扶植私人資本。新政府不願意接受外間的投資，於是只有加緊對農村的索取。一時農民負擔之重，引起若干歷史家強調，他們所付的土地税供應了政府的國家資本；他們所付的地租，又供應了企業家的私人資本。

我們所謂本較容易地進入資本主義體制，乃是與別的國家比較，其歷史背景內已有很多因素有利於此種體制之展開。即使其功用不一定能與新時代之需要銜合，其組織上之一般原則仍能遷就適用。即農村能承受“原始累積資本”之負擔，也系維新緊接着長時間的封建體制，一般農民同樣地被威，並不覺得上端的改頭換面對他們的生活應當產生劇烈變化。甚至外界的壓力也發生了積極的作用。不平等條約無非關税不能自主，和治外法權的羈絆。在企圖離這些束縛的時候，本只有竭心盡力地使民法和刑法現代化，因此更加速接受了西方的法律觀念和法庭程序。以這些新制度之組織，加諸傳統的習慣與紀律，於是明治維新在歷史上造成奇蹟。

本進入資本主義時期，也是外間軍國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免費之。新體制因外界壓力而誕生，自此無法避免強度的功利主義和國家主義影響。很多當事人看不清歷史上的因果關係，總以為明治維新的成就出於領導人物的行止優越與道德高尚。況且資本主義的效率也容易與本人傳統的長處相混糅。所以不少人物總以為以本的領導能力加諸近鄰各國，不難造成共存共榮的局面。這也就是大東亞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種種設想動機之所在。因此從長遠來看，江户開户、明治維新、甲午中戰爭以迄太平洋戰事，都有密切關係。

德國——國家主義支持資本主義，還是新資本支撐國家？

歐洲的民族國家每個歷史背景不同，符合着“各有千秋”的概説。當中最奇特之處，無逾耳曼民族和新興德國之關係。此二者既非兩位一體，又不能分割。雖然互相重疊，可是又不能首尾一致。歷史上之耳曼民族由東向西南遷徙，在意大利則成倫巴底人（lombards），在法國則為諾曼（normans）及艮第（burgandians）人，在英國則稱盎格魯薩克遜人（anglo－saxons）。此外瑞典、挪威、丹麥、荷蘭的土著也算耳曼民族。這些在德國以外之人民，各自樹立了他們個別的民族格，事實顯然不在話下。可是迄至1871年，留居在今德國的道地耳曼人既德語，又在歷史上長期地表現了他們顯著的民族格，並且在文學哲學音樂與藝術各方面樹立了他們的專長，卻尚沒有自己的國家。在地理上提到德國，説的人和聽的人都不難臆度其大概境域之所在。可是要畫一條確切的國界，則在東西南北都有困難。而且神聖羅馬帝國之存在，增加了此中混淆，這帝國之皇帝名義上由德國境內重要之王子主教選舉上任。實際上除了一次例外，亙四個世紀全由哈布斯堡家以遺傳方式蟬聯王位。哈布斯堡為奧地利王室。本來奧地利人也是道地耳曼人，也算道地德國人，而哈布斯堡王室經常與外國王室聯姻，自己倒帶上了外國彩。被他們視為家產的領域跨地極廣，包含着不同的民族，也牽涉到不少的國家。因之神聖羅馬帝國也攤上了若干國際格。

如此古怪的局面終在1871年打破。威廉一世在凡爾賽宮即德國皇帝位，幕後全由俾斯麥縱主持，他在1864年一戰而勝丹麥，自此北方疆域成定局。1866年第二戰勝奧地利“大德國”的觀念被推翻，奧匈帝國跨地過廣，成分過於複雜，自此被擯棄於藩籬之外。

“小德國”以普魯士為盟主，因之南方疆界也成定局。東部的國界則已在瓜分波蘭時成定局。因此待俾斯麥之第三戰於1870年打敗拿破崙三世，獲得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才又將西部的疆界劃分妥當。統一的工作在10年之內完成。俾斯麥的外手段曲折圓滑，軍事行動則靠事前準備周到，到頭快利落，誠為19世紀之奇人。伊藤博文和李鴻章都拜見訪問過他，希望從“鐵血宰相”的口頭之間獲得若干興邦的秘訣。今之教學歐洲史者一律猶盛道此人滿腹經綸、眼光遠大、手段譎辣，才能成此奇事。

可是過去100多年來歷史所增加之縱深，使我們產生不同的看法。第二帝國（即威廉之德國，有別於神聖羅馬帝國之第一帝國及希特勒所倡導的第三帝國）之成立，與德國社會之進入資本主義的體制這一運動相重疊。俾斯麥展開了馬基雅弗利的作風，因時就勢造成了他個人的豐功偉業，事誠有之。然則在他後面的社會運動與經濟力量早已蓬進展，無從抑止，其範圍超過奇人奇事的尺度。

德國在19世紀初期便於改造，主要由於土地面積與人口數目大小適中，宜於組成一個和英法相埒的民族國家。這時其社會及經濟條件雖落後，其中也有質上之不同，但無劇烈程度上之參差。這國家既無過去之中央集權體制，也不像中國過去之體制在地方上遺留的因素足以成為新組織的障礙。另一方面則新興民族國家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已有英法的歷史事例，大勢所趨，很少人會在這時候打算從中阻撓，一般人心趨向改革，只有温和派與過派之不同。即宗教亦未曾在統一過程中產生問題。對外戰爭不僅使人民同仇敵愾，而且就此發揮了新國家的功能。

缺乏一個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在德國已有數百年之歷史。自宗教改革期間算起，德國的疆域即由王子、公子的國土，主教區與大主教區以及自由城市的轄境併合組成。歷來三等不同質之單位，各在100左右。即在19世紀初年，總數仍為314。此外尚有1475個帝國武士（reichstritter）也各有封邑。今之旅遊者溯萊茵河而上，仍可以看到兩岸的山頭留存着斷壁頹垣的城堡，每隔5英里、10英里必有一座。河上通之樞紐則有昔時之關卡。其政權既如此粉碎，其體制必須屬於封建，因非如此不能保持如此互不相屬之小單位的對稱與均衡也（中國只秋之前有之）。

自17世紀以來，德國又多次成為國際戰爭之戰場。三十年戰爭（1618－1648）時德國經過高度的破壞，人口與牲畜都曾劇減。漢撒同盟（hanseaticleague）一度執北歐商業之牛耳，有不少德國自由城市加入。可是17世紀以後英荷為海上之威權，早已取而代之，即德境最享盛名之銀行家富格氏（fuggers），也在此期間因西班牙王室賴債（1607）而破產。總之，德國初期經濟早，各部分早因各種原因而偃旗息鼓。又經過18世紀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七年戰爭與法國大革命戰爭和接下來的拿破崙戰爭，外國軍隊不斷進出德境。拿破崙揚威之，法軍佔領德國重要城市與海港。普魯士既被攤賠款154000000法郎，還要供應占領軍。而最給德國經濟打擊的無過於拿破崙之“大陸系統”（continentalsystem），此舉原為法國報復英國海上封鎖而設，而德國向外輸出穀物價格大跌，傳統上之亞麻布工業失去海外市場，船舶與運輸當然也為之鋭減。

迄至19世紀初年，德國顯然是一個農業國家。其經濟一般落後的情形大概可以概述於次:除了萊茵河西岸之外，土地所有大概仍保持封建體制。穡夫缺乏行動自由。地主之產業也受遺傳順序之限制。一般的説來，即是私人財產權缺乏現代化的規定，各人都生活於村落之公社中，受習慣法支配，因此土地亦無法有效使用。工業生產受同業公會管制，物品只供應本地的狹窄市場。拿破崙戰爭之前，對英輸出只有輸入的1/6。本國所出的絲織品、天鵝絨、金銀器具、五金用品及工具與兵器，則限於高級人士之用，數量有限。行政區域分劃過小，是其基本弱點。德國雖有自然賦予之優良水道系統，只因為關卡林立，阻撓物品通，無從發揮最大功能。此外“很多道路不過森林中開闢的小徑”在後德國2000萬至2500萬人口中，70％住在鄉村。全國只有5個城市人口超過6萬。其中以柏林為最大，在1820年有人口20萬，其他“都會里的人口”也只以居留於數千人至一兩萬人的市鎮為主。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較英法為低。主要食品為馬鈴薯，鹽漬鯡魚已屬珍品。19世紀初期機器已由外間輸入，但是大都只有示範作用“有如實驗室和博物館內之品目”可是德國地理環境優越，物產礦藏豐富，文化人士及知識分子思想成，縱使工商業沒有趕上時代，商業樞紐和製造中心都已存在，可容後增進與展開。1806年普魯士軍隊被拿破崙敗於耶拿（jena），在多方面講可謂因禍得福。拿破崙首即“修正地圖”使“巴黎成為德國之地產公司”此不外指其削除帝國武士之封邑、取消僧侶的掌轄、利用遷移歸併等辦法，大為減少了德國境內行政單位的數目。原有34個宗教人物主持之主教區，經他裁減，只有兩個餘存。原有51個自由城市經他指劃，只有6個餘存。112個與時代節的親王公侯藩邑也一併取消。這歸併統一的運動打破了傳統的惰，一經發動以後，只進無退，不可遏止。他又廢除了神聖羅馬帝國。雖説他企圖在德國西部樹立親法傀儡政權，可是經過他的主持，凡他控制力量所達之處，到處施行拿破崙法典，原則上全民平等，私人財產權獲得保障。即算大陸政策阻礙了國際貿易，也仍扶助了若干工業發展，如後德國有名的甜菜製糖及其他化學工業，又如薩克遜尼（sat-ony）之紡織工業，因為不受英國之競爭，才有了發展的機會。此外兩端大軍進出，當然引起通開發，法國工程師在德國修築公路，尤有實質貢獻。

而且不止此也。普魯士戰敗之後，面臨法國頒佈的改革，也趁機會大事更張。即向拿破崙繳納軍費賠款和承應參加徵俄之役，也不得不對內有一番體制上的整頓，凡此都替19世紀下半期的德國培植了組織上的條件。所以多難興邦，有時強鄰壓境，反是除舊佈新的一種機會，可能產生積極效用。

普魯士原為布蘭登堡（brandenburg）領主，在波蘭兼有采邑，也曾一度臣屬於波蘭。其都城在波茨坦（potsdam）而不在柏林。只因1701年布蘭登堡國王自稱普魯士國王，才產生了如斯一個國家名目。亙18世紀，他和他的繼承人又在德國內外沿着波羅的海更西向萊茵河拓土，所創的普魯士領域，東西左右不相銜接，分割而成半打以上之單位，總面積已達全德1/3，已有抗衡奧地利，自命為德國盟主之勢。

普魯士的傳統，國家與社會之間勾連至深，歷來的國王開明專制，政府有保全社會體制之義務，同時絕對地注重紀律，軍隊的數目在人口上佔大比例，又有一個堅強的文官集團組織。因之王室竭力支持地主，讓他們作為國家之中堅。只是轄地之在奧得河（oder）及維斯杜拉河（vistula）之間的一部分（今屬波蘭），歷來以向波羅的海輸出穀物出名，因之也受金融經濟的影響。斐特烈大帝（1712-1786）在位時，還創立貸款機構，賙濟地主。以後這些機構以及政府之津貼使不少大地主在農作物價格陡跌時渡過難關，不致被紳商廉價接收。有了這樣的一段背景。德國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在有些條件上與以前的封建體制遺緒銜接，而無劇烈衝突。舊的力量能在新社會里適應生存，並且保持其領導地位。

加以普魯士國王本身擁有領域內1/4土地，享有全國收入之1/3，又以此數約80％供應軍需，軍國主義與政府之存在不受資本主義影響，相反地，這些因素在德國進入資本主義時發生了領導的力量。普魯士官營之國際貿易機構seehandelung，大部分股份為國王所有，在東普魯士持有海外貿易之特權，掌握食鹽專利，經營木材及鐵產。此公司在1820年改組，以後更全力主持工商事業，至19世紀中期，國營煤礦年產煤400萬噸，其他五金的產額也相埒，並且製造絲織品和瓷器出口，1840年間尚擴充到紡織業。國家資本在後作主，是德國進入資本主義之一大特徵，與以後之國營鐵道，俾斯麥手下德國之帶福利國家（welfarestate）格，甚至20世紀希特勒之稱國家社會主義，都有連帶關係，此係後話。

現在再説拿破崙的改革在西部確為一般平民造福。但他的影響甚難及於東部。1807年普魯士主持的改革在上端造成了一個內閣式的組織，在下端也讓各市政府的市長及市政委員會由選舉產生。可是其所謂廢除穡夫制，只對地主階級有利。10萬以上穡夫只得放棄原有耕地成為都市裏的勞工，其餘又須將原有耕地1/3至一半領主，才能解除封建義務。很多貴族領主成為新型地主，在新社會里產生了投資的功用。今後數十年內，東普魯士地價一般上漲三四倍，可是農村內勞工的工資不因生產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於農業範圍內之存集資本。

拿破崙被放逐之後，維也納會議對德國之處置有劃時代的決定。德國境內各各樣的政治單位組織一個大邦聯（germanconfederation）。普魯士和奧地利雖為成員，他們所屬非德國之領土（如奧國所轄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領土，及普魯士所轄波蘭之一部分）則不歸併在內，如是當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處。獨立自主的單位仍有39個之多，雖彼此保證不同外國聯盟、不向邦聯成員作戰，與一個民族國家有一貫軍事外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遠。而且邦聯內大的王國大於小的公國數十倍，後者可能成為一個孤島，四境為前者包圍，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區域有飛地。再則英國國王、丹麥國王及荷蘭國王各因其祖傳在德境之領域，也算是邦聯成員。邦聯之總理為奧國國王，但是仍沒有國旗、國徽，缺乏內閣式行政機構，更沒有邦聯的軍隊。其議會並非立法機關，只似今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及會員大會。

這樣的局面仍使各單位藉此在低層機構中促成經濟之發育成長。普魯士廢除莊園制度不利於一般農民，引起暴動，亦未釀成劇變。在長期間內，業主的數目仍在增加。又不論他們是過去之封建領主或穡夫或城市內的紳商，自此私人財產權被確定，遺傳與典當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其低層機構裏非經過如此一段改革，談不上進入資本主義。新體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過去的公地可以圈為私有，也有農田改為牧場，種植甜菜及馬鈴薯尤為普遍。普魯士既如此，也引起各處效尤。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現眼前，只在1820及1830年間，各種物產有了大量增進。而且利潤也能反饋投資於農場，引起肥料與種子之增進、牲口之繁殖、建築物之更新，亦即整個農業水準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紀前期德國之經濟突破者，莫如1834年開始的“關税同盟”（zollverein）。

這運動也由普魯士發起。這王國自廢除內地之關卡以後，影響所及，引小國申請參加。同盟成之，德國只向進口貨物一重關税，一般税率，大率為值百十。以後內地轉口税全部廢止，關税所入則照聯盟各小國之人口數目分攤，也算得公平合理，於是引起貨物大量。鐵道之修築，一般由國家作主，也在此時展開。德國初期所築鐵路可謂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間10年之內完成。迄1840年，全境鐵道不過300英里，1850年已超過5000英里”在一個橫寬與縱長均只有500英里的國家，這樣的里程是一個很大的數目。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魯士除了修築鐵路，尚通過其他小國遍修公路。內地要鎮如法蘭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萊比錫（leipzig）能與重要海港大規模通商的時候，普魯士主動的經濟改革已有無可抵擋的號召力量。縱有中部若干小王國企圖阻撓，眾望之所趨，很難發生功效。

經濟之展開和現代化過速，不能毫不付出代價。手工業及家庭工業突然被摒棄.同業公會失去社會地位及本地的領導力量，新興工業不能立即與國外商品在質量上抗衡，從技術到管理各部門需要的教育與訓練不能立即完善滿足。窮困和失業的人羣亟需救濟。一般人民生活水準尚低，無力購買新興工業製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此外如工資問題、工作時間、女工和童工的問題在英國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國尚無着落。各種問題紛至沓來之際，沒有空間與時間上的轉圜，此為當德國最大之困難。1848年革命因之發生。

這一年的革命在國際場合有傳染。2月間巴黎市民發生暴動，3月柏林羣眾隨着發難。由學生領導的工人與普軍在街頭巷戰，死者230人，軍方亦死20人。有些學者指出這種事變並非偶然，只表現當社會問題之嚴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個半世紀，可是當事實之發展在原始資料中遺下不少疑問。3月巷戰之後，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遺憾，他被德國的愛國人士和自由主義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憲法會議，並且宣揚普魯士即將“匯合入德國”隨後即有法蘭克福的憲法會議，由全德選舉而產生，公推斐特烈·威廉為德國皇帝，他卻拒不接受，並且輕蔑地説法蘭克福憲法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權神授不能由民意產生。果真只因此人情飄忽好變，如有些歷史家所指責？抑或他內心恐怕奧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奧之戰，如另一些歷史家之猜測？又有些歷史家稱法蘭克福的代表缺乏經驗。然則參加這會議之代表586人，內中104人為大學教授、95人為律師、100人為法官、124人為官僚“差不多知識界知名之士都已羅列在內”為什麼他們決策如此之糊塗，通過的法案無人理睬，甚至只能被普王一頓臭罵之後唾面自乾？

有了過去一個半世紀曆史之縱深，我們對以上的事蹟已可作大刀闊斧的解釋。19世紀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抬頭必與自由主義同進出，在德國尤有如此之企望。原來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德國思想界之領導人物多傾心於世界主義，很少着重於狹義的民族國家利益。歷史學家也一致承認國家主義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觀念在19世紀初期的德國興，深受法國大革命及拿破崙戰爭影響。這一串突如其來的事蹟使德國人既豔羨景慕，也猜忌疑懼，終於仿效對抗。西方國家如英、法、荷的現代化，都有一箇中產階級穎而出的姿態。況且19世紀初期不僅鐵道的修築普遍展開，更有電報的立即傳遞消息，報紙期刊成為市民每神食糧（法蘭克福會議時，馬克思即任《新萊茵時報》neuerheinischezeitung編輯）。這種種條件，使當的知識分子滿以為自由民主即可以誘導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因之忽視了“現實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們也可以看出，歷史上之大規模變動，當時好像是千頭萬緒，事後以遠視界看來，則其整個經歷仍在採取最為直截了當之途徑。英法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時，其高層結構妨礙下層經濟因素自由換，所以必藉暴力將之推翻。資本家既得勢，市民階級也因之抬頭。在這種程序之下，自由主義在事前事後都已發生了號召力量。德國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則以普魯士王權作領導力量，其軍隊與文官組織都可以作為推進此種運動之工具，經過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層的經濟因素已可自由換，而且倒期存積資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着手進行，開明專制已能運轉乾坤而有餘，市民階級與知識分子只站在附屬的地位。而後者在此時提出自由主義，雖未明言，實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張以商業資本作領導力量的趨向，如果必改弦更張另起爐灶，説來就有書生造反的情調。

今我們提出這種説法，猶怕被人指責。只是150年前歷史之發展若是，即沒有理由憑我們的好惡，徑自指斥歷史“應當”如此演進，而且“不該”若是之發展。其實當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與關鍵。馬克思終身離開德國，俾斯麥一心做鐵血宰相，兩人所取途徑相反，其基於自由主義無法在德國展開的觀點則彼此一致。

很顯然的，德境此時使用不同的貨幣，民法與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異，除非統一，資本主義的發展必受限制。反面説來，資本主義促進生產、集中生產與分配、加強社會生活之標準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無一不有助於柏林政權之實力。況且煤礦、鐵礦之展開，鐵路與電訊之敷設，亦始終與軍備不可分割。所以此時資本主義的抬頭與國家主義並肩而行，也不願民主的呼聲在當中另生枝節。

我們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靈”的觀念（第五章）解釋這一段歷史。德國運至9世紀中期是謂“只有靈魂，沒有軀殼”想創造軀殼，務必倚賴一個全能的政權，兼有經濟格。此即霍氏所謂巨靈（leviathan）。環顧內外，也只有普魯士王室符此條件。當虎視眈眈足以防止德國統一者東有沙俄，西有法國。普魯士處於二者之間，差有力量足資應付。它也不像奧地利。後者皈依天主教，對工廠制度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擁有屬地，注重南方發展，對外貿易採取保護政策。普魯士則主張自由貿易，對英法荷開放。基於這些條件，德境多數小國擁普而不附奧，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實德予”而不耐煩於前進人士之“勸進”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無着落。事平之後，以普魯士為首各公國王國紛紛採取君主立憲制。只有奧地利始終例外。然則所需憲法不由民意產生，而出於御製。普魯士的憲法將選民按納税數分作三級，以擔保富人在議會的發言權，也護衞了國家之砥柱。並且國王對所有法案保留否決權。政府對工商業的管制有了明顯的放鬆。1848年的法案讓全境組織商會。1851年的法案更讓私人釐定他們的製造與販買標準。對被威脅的手工業也仍給以保護。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國產生兩種反響:一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掀動了民主自由的呼聲。全德的知識界都覺得他們與全德的問題利害攸關。一則與五四運動的成果相反。法蘭克福會議虎頭蛇尾，中產階級和市民階級並所屬的知識分子也見風轉舵，從此臣服於普魯士軍人貴族地主的領導之下，產生一類似本明治維新（雖説比1848年的革命遲20年）時尊王攘夷的氣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國境內（尤其普魯士地域內）經歷着空前的繁榮。這一方面由於“全德證券易法案”（allgemeinedeutscheweckselordnung）開始在關税同盟的地域內通行，銀行得以發行信用票據，西方的資本進入德境，股份公司紛紛成立，柏林證券易所應接不暇，法蘭克福成了國際換公債的市場，工廠制度普遍展開，重工業、化學工業及電氣工業不待輕工業之完成而提前着手（與英荷等國的開發程序不同）。經濟發展之成果反饋於農業，前已言之。此時只有使初期之成果更為增高。簡言之，1848年前的經濟發展由王權及地主領導，1848年後則有資本家企業家積極參加。彼此都不離民族意識與國家主義的線索。

“人民覺得有責任維持國家與社會表裏一致的觀念”

“中產階級除了賺錢，對旁的問題很少有興趣，而匍匐於現有政權所定軍事外政策之下。”著書者措辭不同，基本事實則一。

德國之初期存積資本固然得力於傳統的勤儉，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從，也仍不能避免剋扣無產階級情事。人口之遷移，緩和了階級衝突。1830年至1860年間，100萬以上德國人移民美國，其他遷往巴西、智利。1880至1885五年間又有大量人口外移。同時德國本身也在同時收外來移民。國內的移民更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與經濟史的輪廓，我們可以想象以後軍事史與政治史之展開，不能離所敍之基點。俾斯麥大言不慚，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他曾説:“我是一個容克，我將因此而佔便宜。”他也説:“我只容許我悦耳的音樂，否則即所有音樂全部不要。”他在1862年任首相時對國會的預算委員會説:“德國不注重普魯士之自由主義而重視她的實力。普魯士必專注她的實力，以等待有利的機緣。因為她的邊疆對政治體系發展不利，有好幾個如此機緣已被放棄。當今的問題不由演講和多數來定奪，只能決定於鐵與血。”當很多人對他的態度到驚訝，直到近來學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説出“資本主義已擁他上馬”他之所謂“佔便宜”也是事實。他和他的經紀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獨家消息在證券市場中發財。

鐵血宰相的手段與智慧已有無數文獻詳述，也在各種教科書裏面佔着相當的篇幅。可是今看來這些資料只代表歷史上的一段轉換點。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湊集而成，等到機緣成，一旦展開，好像足以分割時代。然則我們企圖真實的瞭解歷史，不能專注重1861至1871十年間之突破，而必須考慮到背後各項組織與運動的來龍去脈。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我們可以一眼看出德國之統一，由於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互為表裏。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的重要超過人身因素。

1871年德國成立，仍繼續着過去幾十年的發展。至此商業管制的規條才能通行全國。鐵道與郵政用協定的方式全國化（當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國之民法（allgemeinesburger－liches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紀初年才普遍通行。可是新國家剛一成立，即立即頒行十進位度量衡制。過去全國有7個貨幣區，33個發行貨幣的銀行各不相干。1871年後即以統一的金幣通行全國，普魯士銀行升級為中央銀行。從法國取來之賠款50億金法郎內，除273000000為純金，作為新貨幣之準備金並作未來戰事之儲備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發散，足以將普魯士及其他不少國家之公債償清，也給文武官員豐厚的獎賞，並且大興土木，因此新德國遊資充，足為戰後投機事業之工具。又因為從法國取得阿爾薩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鐵之產量也大增。紡織業也有了突飛猛進的形態。也因為帝國陡然富強可以盡力於社會上之服務事業，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衞生、籌謀社會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終黷武主義（militarism）與第二帝國不可區分。普魯士解放穡夫後，不出10年即已全面實行徵兵制。統一之後，各小國成立之部隊，除薩克遜尼外，均由普魯士軍官率領，屬於德皇麾下，各國已不能過問。俾斯麥當權時軍費佔帝國預算90％。我們也可以想見軍需工業和支持軍備的通通信各種事業和民間經濟而互相倚賴了。

19世紀後期物質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甚囂之際，表面看來德國不過融合一般之。然則所謂世界，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國之磨拳擦掌而產生。俾斯麥既已表彰鐵血。其他思想界領導人物，以特萊希克（heinrichvontreitschke）為代表。他以大學教授兼國會議員的資格，著書演講讚揚侵略之成就。民間很多團體也在提倡種族主義。況且德意志為資本主義國家後起之秀。資本主義本來即有向外積極發展之勢，此時用之以建設海軍、開拓殖民地、扶植大耳曼主義，不免帶來打破國際間平衡的威脅，於是也只有一步一步，導致幾千萬德國人在20世紀兩次捲入世界大戰漩渦。雖説我們不能過度簡化歷史，將因果關係全憑象觀念樹立，可是也難否認以上事蹟前後連貫數世紀。總之，幾百年來德國人缺乏一個民族國家，一朝將這缺陷更正，行動起來又做得迅速確實，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為榮，進而驕倨傲慢，以極窄狹的國家觀念，代替傳統的世界觀。

殊不知第二帝國本身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為天主教的勢力範圍，東普魯士容充軍人之勢力以農業為基礎，而西方之自由主義卻站在工商業的立場。統一的工作已有將問題“外部化”（externalizetheproblem）的趨向，此指一項組織發現內部的因素無法凝聚時，也可以發起另一種運動，以便在行動之中掩飾內部之缺乏向心力。對外同仇敵愾，對新德國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麥任第二帝國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後分為二段。大致在1878年前，他贊助自由貿易、與自由主義者合作、提倡“文化戰鬥”（kulturkampf）以壓制天主教會。1878年後，他有180度轉變，從此對關税採取保護政策，與奧地利結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對自由主義、鉗制報紙輿論、取締社會民主黨。這前後的出爾反爾，顯然也載在各教科書之中。

其中意義何在？

原來，組織一個民族國家，在法制上有助於國民經濟成長，這也是資本主義的積極用意，亦即一般國民因國家之富強而得到康樂。可是此中關係也可以本末顛倒:人民之康樂可以視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國家之體制為重。這也等於既造成軀殼，即倚此軀殼為重，不必再顧慮靈魂。所有的組織全可以為之遷就；各式各樣的原則也都可以為之犧牲。我們寫歷史和讀歷史，進入如此階段，不免掩卷長思:是國家主義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以新資本支撐國家？

新時代的德國史很難規避這樣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