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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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恂恂儒雅”的学者，内心却迫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虚的觉。

从小说对白，我们得知五四运动时，北大青年打入赵家楼，下监狱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吴柱国。他又扛大旗领队游行，跟警察打架，足见当年他是一个热血奔腾，志气高昂，不肯妥协的国青年。他的国情，深植于他心中，尽管久居国外，久未接触祖国土地，在他那国际学者的形貌下，却一直珍留着中国灵魂。抵达余教授家的时候，他下大衣“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棉短袄”就是作者的一个暗示。

他留在美国教书，成为权威教授。从表面上看来，也就是从他实际活动表现评论起来，他都十分成功地适应了新环境。可是他心底深处，却埋藏着一份不肯说出口的隐痛。所以，他在国外大学教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

“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当年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五四是他的光荣，五四神没人能比他更了解。但当哈佛大学一个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在东方历史学会宣读论文，用纯理观点把五四运动批评得体无完肤，他却一句辩驳话也不说，默默离开了会场。最深痛的悲哀是说不出口的。要说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当笑话来讲。在美国任教二十年，吴柱国只一次向学生提到五四运动，那是因为看到美国学生闹学而引起的话题“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吴柱国内心的空虚无用之，如此之沉重，把他灵魂得麻痹了。于是他任由自己像个机器人似的活在现实世界，习惯地向外国学生吹嘘李唐王朝的强盛，并为免被解聘，为升级“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书〕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二十年的讲课吹嘘。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

“都是空话啊”！

这一苦闷郁结，他深锁内心一隅，不向人发抒，自己平时大概也无暇去想。为了在现实中生存下去，他忙碌于自认为空虚无用的工作“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可是现在，坐在台北温州街余教授家咀，沉浸在旧友情和往事回忆的温暖中，这一郁结突然逐渐舒松争开。我们注意到，二友谈话过程中，吴柱国仿佛被一股力量驱使，非向余教授“认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层层剥开不可。

如此，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吴柱国揭了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自我”而这个揭开了面具的赤的吴柱国，和他平呈现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装的解，来暗示“面具”的解。我们记得吴柱国抵达松山机场时，穿黑呢大衣，戴银丝边眼镜，手持烟斗。他一到余宅。先就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说起五四运动被美国学生无情地“重新估价”之经验，他“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除了衣服饰物的装戴和解，吴柱国的整个神态仪表，给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的“真我”之间，也成一个强烈对比。在飞机场时他梳理得“雪亮”的一头银白头发，进入余教授家“都让他揩得蓬松零起来”那份“恂恂儒雅”

“从容不迫”的风度也消失不见，话说急时，他会迫促地“挣开余教授的手”声音会变得“动”

“痛苦”并“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衣饰和仪表的改变与对比，当然都是影吴柱国在现实世界里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讳在内心的神状态，之间的大差距。五四时代，他腔热血，敢做敢当，表里如一。为达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协。可是如今，由于现实情势的迫，现实生活的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来，把“神”榨挤一角，而和现世取得了妥协，从他的谈话内容与口气，我们很可以觉到他现今这种妥协的生活态度。回台后，他忙于参加应酬，就是一个例子。以前他最“直”现在变得甚“圆”；邵子奇请客“我本没有下箸”但大概因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还是要赴约敷衍际一下（余教授则保留住某种憨直，还是“方”型人物“不会讲虚套”因而和邵子奇断绝了来往）。告别的时候，吴柱国说次一早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作者用“政治”大学，而不用台大或师大，似亦存心传达某种暗示。

不错——尽管吴柱国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时间毕竟也改变了他，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和余钦磊的遭遇一样“现在”总征服“过去”

“现实”总征服“理想”在飞机场上他从容不迫应对记者的访问——他必须撑住现在的脸面。余钦磊到底是属于过去的人，他怎么能不顾现在而奔向过去？所以，在的人群中看到余钦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边说一句:“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在余教授的旧情温暖中，他的内心郁结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辞时，他又已经回到了现实，说他后便要飞西德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机场送行，当然也是关怀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显然也因为他知道，在记者和政府要人拥围中，他将无暇顾及这个旧的老友。

吴柱国对五四运动时代老朋友所怀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余教授谈到针灸治疗时也说“中国人的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却“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于是他觉得对不起五四时代的理想，五四时代的朋友。他说起陆冲在大陆跳楼自杀的事，慨唏嘘，即为一证。在这次相聚谈话之前，他一直以为余钦磊和贾宜生二人坚持着过去的神，不顾生活清苦而守住自己“岗位”他说:“你不知道，钦磊，我在国外，一想到你和贾宜生，就不觉得内愧。生活那么清苦，你们还能在国内守在教育的岗位上，教导我们自己的青年——”吴柱国说着，声音都微微颤抖了…

他明白自己早被现实击倒，却以为老朋友还抱持理想，他的惭愧心情可想而知。谈话过程中，余钦磊每次提到他自己或贾宜生的穷困处境，吴柱国的回应和叹息总是“含糊”、“暧昧”的，这也暗示他内心的罪咎。然而，愧怍的心情，不论多么令他难受，到底抵御不住现实的求。当他最后得悉余钦磊因债务偿还不清而打算出国“吴柱国举起手来，想说什么，可是他的嘴动了一下，又默然了”他想说又没说的，是什么？作者并没说明。但我们可以想像推测，在这一片刻，他差一点说出要替余教授还债，使他能继续“守住岗位”但他及时把话了下去，因为，他怎能不顾现实？再一年他就要退休了，退休以后的子。没钱怎么过得去？

如此，恰似余钦磊为自身现实需要而顾不得贾宜生，没有出让奖金，吴柱国在“情、理”正面冲突下，同样选择了“理”牺牲了“情”以上，我们已详细看到，时间和现实环境如何无情地改变了小说里的两个主角。现在让我们看看，作者又如何把五四时代和今时代做为对比，以强调引发“不堪回首”的今昔触。

概括言之，作者视野中的五四时代，是漫的，单纯的，热情的，追求神解放的。今时代，是理的，机械化的，冷酷的，追求物足的。作者当然自己不说，也没让小说人物说出这样的话，却藉由余，吴二人所叙述的自身遭遇，有力呈现出来。

哈佛大学毕业生对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就是一个好例子。这个从未到过中国，从未亲身体会过五四经验的美国小伙子，单单凭着书本上记载的客观历史事实，分析归纳，振振有词下结论道:这批狂热的中国知识青年，在一阵反传统、打倒偶像的运动中，将在中国实行了二千多年的孔制彻底推翻。这些青年，昧于中国国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信西方民主科学，造成了中国思想界空前的大混。但是这批在父权中心社会成长的青年，既没有独立的思想体系，又没有坚定的意志力，当孔制传统一旦崩溃，他们顿时便失去了神的依赖，于是彷徨、失，如同一群弑父的逆子——他们打倒了他们的神之父孔子——背负着重大的罪孽，开始了他们神上的自我放逐:有的投入极权怀抱，有的重新回头拥抱他们早已残破不堪的传统，有的奔逃海外，做了明哲保身的隐士。他们的运动瓦解了，变质了。有些中国学者把“五四”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我认为，这只能算是一个产了的“文艺复兴”他这个结论，若凭纯理观点来说，或许每一句都是对的。惟一的严重错误，便是他完全忽略了“神”问题，认为天下万事只要用科学头脑做理分析，就能达获真理，究得真情。这其实也怪不得他，因为现今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神已经泯没，一切以物质为重。论文题目《五四运动的重新估价》“估价”二字，就有讽刺的暗示含义。仿佛世上一切都能估计标价来售购似的！

物质倒神的现象，不限于美国社会，在台湾也一样。漫时代早成过去。余钦磊也说:“就是把拜伦译出来，恐怕现在也不会有多少人看了。”现代人的“漫”观念，不再是追求神的解放，却只涉及体和。难怪余教授的学生，得知拜伦跛足而不肯相信，‮试考‬回答“拜伦的漫神”在卷子上也只写得出一大堆拜伦‮妇情‬的名字。

当年发动“五四”那批学生，多是关心中国文化的知识青年，余、吴等人所学，就都是文史和哲学思想方面的课程。可是现在，念文科的只剩些女学生，余教授班上“上学期，一个男生也没有了”

“现在的男孩子，都想到国外去学理工”；吴柱国说得好“这也是大势所趋”余教授自己的两个男孩，大儿子已“出国学工程”二儿子长得和父亲年轻时一个样子，可是毫无父亲当年的“神”一心只想得到加州大学物理系奖学金，并对美国的财富之多怀惊羡与仰慕。确实，我们过去的神文化，已完全被物质和机器取代。余钦磊的右腿，被“机器脚踏车”撞断，也是一个暗喻（作者用“机器”脚踏车，不用“摩托车”可见其用心）。

这，就是我们今“自由世界”的时代现象。

这个时代，真正是中国知识人士的冬夜了。

吴柱国叙述的关于陆冲结局这几句话，就写作技巧方面来说，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对比”和“平行”两种技巧的并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强烈反讽效果。

我们注意到，清算陆冲事件，和五四运动，表面上颇有一些相似之处。首先，发动领导的人，都是北大学生。第二，都是一种使用暴力的学运动。第三“五四”要打倒“孔家店”陆冲被指责“为孔教作怅”都是反孔反传统的运动。

外表如此相似，可是实情又多么不同！当年北大的五四青年，是因国而使用暴力，为正义而使用暴力。他们痛打的，是卖国求荣的驻公使；要打倒孔家店，是为了挣传统桎梏，求得神解放。反之，现在的北大学生，清算陆冲，是一种兽的集团暴力，而清算的对象，非但不是卖国罪人，还是一个最关心中国文化的弘毅之士。他们反孔反传统，是在本否认神文化的价值，哪里是基于漫观念？

如此，今昔北大学生这两个学生运动，看来平行相似，其实对比对立。吴柱国叙述的现今美国闹学情形，和“五四”也有相似处，例如都放火烧建筑物，都和警察打架。可是其胡闹与无目的之质，和五四运动的固定理想互相比较，也是十分明显的对照。

作者这种以“平行法”（parallelism）达企对比反讽的技巧，在《冬夜》里还可找到其他例子。譬如余教授和拜伦，同样跛足。可是他早已在现实迫下丧失了漫神，哪能再和拜伦相提并论？吴柱国“五四”时和警察打架“把眼镜也打掉了”；今和余教授谈话“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今昔同样，眼镜离了眼睛，可是过去打掉眼镜，暴出来的是耿直进取的面目，今拿开眼镜，揭晓的是尴尬颓废的面目。贾宜生今昔都破过血管，以前是“割开手指，在墙上写下了‘还我青岛’的血书”现在是“上半年他摔过一跤，摔破了血管”陈雄当年“穿了丧服，举着‘曹陆章遗臭万年’的挽联，在街上游行”后来居然自己变成本大汉好而遭毙，当然也是绝大反讽，仿佛他早先就是在替自己吊丧似的。

我曾多次提过，白先勇取用小说人名，常赋予暗示含义。余钦磊、吴柱国、贾宜生等名字，就富有暗示的讽刺意味。

“磊”一字，形容正大光明，心朗阔。

“余”即我，所以这个名字，可解为“我是一个漫主义者”这，完全适合年轻时代的余教授，但今，就真正是“有名无实”了。吴柱国最国，他年轻时代的理想，就是改造中国命运，使中国强盛起来。可是他做到了吗？柱起中国了吗？没有，所以他姓吴（无）。贾宜生的生活最困苦，死得十分悲惨，那里是“宜生”？所以，当然，他姓贾（假）。

人名之巧妙选用，并不限于上面几个重要角，一般人通常把英国漫诗人翻译为“拜伦”作者把“伦”改为“仑”就不单是音译，也有了意义。

“拜仑”比如崇拜昆仑山，暗喻崇拜神之高升。这当然就是这位诗人所代表的漫主义之真谛。此外“陆冲”可解为“与大陆犯冲”

“陈雄”可解为“过去的英雄”

“俊彦”则亦显然有反讽的意思。

《冬夜》情节里，另一反讽，即两个主角最后无形中的身分对换。余钦磊在台湾教了二十年书，现在打算出国，吴柱国在美国教了二十年书，现在打算回来，而两人的动机，都是现实生活的问题，和理想无关。余教授是因为要积钱还债，吴柱国是因为“颖芬不在了，饮食很不方便，胃病常常翻”关于这篇小说的反讽，还有一点，我觉得应该说一下。我们讨论过这么多篇《台北人》小说，早已知道《台北人》作者是一个十分尊重中国传统和痴恋中国文化的人，如此，我们不难想像，五四运动的某些面，恐怕不是他所能完全同意的。大概就因如此，作者让余、吴二人追叙五四运动，特别只强调漫神和国情，却对打倒孔家店、提倡“赛先生”等方面，以反讽口气略提而过。谈到陆冲被清算的事，“只是人生的讽刺也未免太大了，”吴柱国啼嘘道“当年陆冲还是个打倒‘孔家店’的人物呢。”谈到现在男孩子都出国学理工，“从前我们不是拼命提倡‘赛先生’吗？现在‘赛先生’差点把我们的饭碗都抢跑了，”余教授说着跟吴柱国两人都无奈的笑了起来。

如此而已。此外，余教授的腿伤，西医西药完全无效，针灸一治，才能起身走动，中国膏药一贴，也就能减轻麻痛，亦是作者有意的反讽。五四提倡“赛先生”主张全盘西化，中医中药被列为落伍象征之一。鲁迅就为文痛低过中医。可是中国人的病（身体的病或象征的病），西洋方法不一定治得好。如此，余钦磊的脚伤，对他本人，和对五四运动，都是一种讽刺。

显然的，在白先勇心目中，五四运动的光荣，主要就是“神”——追求解放的高阔怀，和耿直国的憨勇情。

以上，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冬夜》里的对比和反讽，并得知此篇小说之反讽意味及效果，多靠对比与平行技巧而产生。然而此篇之反讽，异于《永远的尹雪》之反讽，一点“刺”都没有，一点也不“冷”是低回的，缓和的，谅解的，带着无限惆怅的。

“无可奈何”四字，可以说是作者写作此篇时对人生的基本触，和要表达的意思。余、吴二友谈话间，三番四次“无奈的笑了起来”；笑的时候，吴柱国或摇摇头，或低下头，而余钦磊则摇一摇或搔一搔“他那十分光秃的恼袋”这种温和抑的描写笔触，就是作者有效控制小说气氛的一个例子。

小说从头至尾，笼罩在一层无止无尽的惆怅气氛里。绵绵下绝的冷雨，便是一个极好的象征。在台北这个下着绵绵冷雨的冬夜，一对相别了二十年的老朋友，得以在一栋残破却温暖的大学宿舍短时相聚。他们二人，在年岁和现实生活迫下，都早已搁下了年轻时代的理想，但他们心怀藉，以为放下理想的只是自己，以为对方的神依然如故，一直做着有意义的工作，过着有意义的生活。可是，在谈话过程中，这最后的藉，最后的幻想，也一点一点被剥开，被夺走，于是他们不得不面对彼此赤的真况，和尴尬处境。

两人相互的醒悟和失望，引起的不是怨懑，却是无限的惆怅和抑的伤。大概，他们终于明白，人生就是如此。现实总是赢的，一切无可奈何。

今这个时代，是现实的，冷酷的。神理想已经枯萎，体物质决定一切。被迫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我们还有救吗？人类还有救吗？

《冬夜》的作者，虽然怀低回的伤，对此问题显然尚未绝望。是的，人类还能得救。还有机会得救。而得救的惟一方法，就是保留下一点点人间相互的关怀谅解，和对过去理想的记忆。

就只一点点的“情”——奢望是无用的。然而人类只要不“绝”情，留下一点儿，给人一点儿，那么，纵使在现实迫下所能给出的是那样微少，那样无济于事，却也对灵魂进行了赎救。

这，就是《冬夜》小说的最终主题。而此主题含义，作者细心织入小说之叙述语言，十分和谐地化溶在全文惆怅无尽伤绵绵的漫气氛里。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即此篇小说中“冷”与“暖”的温差对比，和其他有关温度的意象使用。让我们看看小说头一段:台北的冬夜，经常是下着冷雨的。傍晚时分，一阵乍寒，雨，又渐渐沥沥开始落下来了。温州衔那些巷子里，早已冒起寸把厚的积水来。余钦磊教授走到巷子口去张望时，脚下套着一双木屐。他撑着一把油纸伞，纸伞破了一个大，雨点漏下来，打到余教授十分光秃的头上，冷得他不由的缩起脖子打了一个寒噤。他身上罩着的那袭又厚又重的旧棉袍，竟也敌不住台北冬夜那阵砭骨的寒意了。

这里面“冬夜”、“冷雨”、“乍寒”、“冷得他…打了一个寒噤”、“贬骨的寒意”等文字，都一再的强调屋外巷子里气温之寒冷，影今现实世界之冷酷无情，而余教授身上罩着“又厚又重的旧棉袍”暗示他是一个背负着过去之记忆，不忘旧情的人，可是这件“旧”棉袍，竟也“敌不住…砭骨的寒意”又暗示他虽然怀念过去，保留记忆，却“敌不住”现实环境的冷酷迫。他“撑”伞御雨，含义亦相似。那把伞破了一个大，所以也挡不住冷雨，使他在现实的冷酷中打了个“寒噤”如此，就这么几行看来别无他意的描写文字，已经暗中道出了《冬夜》的整个故事。

和寒冷的台北街巷（现实世界）对立的，是余教授“栖住”的这栋温州街大学宿舍。首先“温州”二字，就有暗示和预示。吴柱国这次回国，探访二十年前的故友，固然有了觉悟和失望，但，由于从现实生活的繁忙中拾得了这么一两个钟头的时间，得以和旧友再度分享过去光荣的记忆，得以揭下平时不愿也不敢取下的面具，而知道会得到谅解，他心灵上的得偿，总还是多于损失吧！

吴柱国有幸，艰难履步于此寒冷世界，得暂时驻足在一小片“温州”小说里的“冷”

“暖”意象对比，随着情节动作的进展，十分一致地持续下去。细细审察作者之用字，我们不又一次拍案惊叹，白先勇怎能这样高妙地在看来只是畅写实的文字里，赋予此般深刻的双关暗示含义。白先勇的象征和意象，运用得如此自然，如此含蓄，如此不凿痕，许多读者本就没发现到它们的存在。绝大多数的人认为，白先勇既然写得出这样一手利好文句，他就没花费心思，也没必要花费心思，去探索有关单字效果变化的可能问题。这是一般读者对白先勇小说写作技巧的最大疏忽和误解。然而，正如庄子之:“郊丁解牛”最高等的技巧原是不见技巧的技巧。民国以来，另有几个小说作家，十分擅长于意象文字之使用。张玲就是最有名的一位。可是张玲的意象或象征，固然确实生动有力，花样百出，却常过于华丽炫耀，匠痕显，而且多半时候只是诉诸读者的官（视觉、听觉、味觉等），和使文字丰润多彩，不见得总是和小说主题有必然的关联，这是我的看法。

话转回来，让我们继续看一看《冬夜》里，作者如何把“冷”

“暖”之意象对比，与小说最终主题十分一致地，贯彻运用到小说的结尾。

吴柱国淋淋冷冰冰地抵达余教授家，下大衣，揩干头脸，就把寒冷差不多都关在门外了。即刻“余教授将自己使用的那只保暖杯拿出来泡了一杯龙井搁在吴柱国面前”拿“自己使用的”

“保暖杯”泡茶给老友，暗示余教授把自己的温暖给予朋友同享。吴柱国辍了一口“茶水的热气，把他的眼镜子蒸得模糊了，他除下眼镜”眼镜被茶水热气蒸得模糊了，暗示余教授的旧情温暖，开始溶解他的冷面具；他“除下眼镜”当然也就是预示他即将解除面具。

谈过一时话，余教授见吴柱国“那杯茶已经凉了，便立起身，一拐一拐的，去拿了一只暖水壶来，替吴柱国斟上滚水”他不顾自己行动多么不便，一拐一拐的，却不肯让朋友那杯茶冷去，用“暖水壶”斟上“滚水”保持温暖。可是，一旦对谈的话题从温暖的过去移转到冷酷的现在，随着心情的转变，室内温度仿佛也突然降低似的，引起冷、痛之，于是“吴柱国两只手伸到袖管里去，余教授却轻轻的在敲着他那只僵痛的右腿”当吴柱国痛苦喊道“都是空话啊”而对自己的“学术著作”发出“冷”笑，余教授发现茶又“凉”了，立刻起身要换一杯热的来。吴柱国却“一把执住他的手”先把话说完，把自己的底细揭发干净，才放他去，仿佛在迫令老友面对冷茶——冷的现实。而余钦磊，也真的好像受到冷侵袭，觉得右腿“愈来愈僵硬，一阵阵的麻痛，从骨节里渗出来”小说近尾，余教授的儿子从外头回到家里的时候“寒气不住的从门隙窗里钻了进来”余教授，明显的，十分疼俊彦，可是俊彦到底象征“现世”所以他之进屋，就比如“现世”之侵入，带进了寒气。作者安排让余太太出外打牌，让俊彦迟归，使两个老友单相独会谈话，是很有用意的。若有“现世”寒气之侵袭“温州”也就温不起来了。

然而“温州”之驻足，是短暂的，还得匆匆回到寒冬的冷雨，回到现实的世界。余教授送吴柱国走出巷口:…余教授将他那把破纸伞遮住了吴柱国的头顶，一只手揽在他的肩上，两个人向巷口走了出去。巷子里一片漆黑，雨点无边无尽的飘洒着，余教授和吴柱国两人依在一起，踏着巷子里的积水，一步一步，迟缓，蹒珊，蹭蹬着。

雨点从纸伞的破漏了下来，打在余教授和吴柱国的脸上，两个人都冷得缩起了脖子来。

不错。今现实人生，确是一条冷得令人缩起脖子的冬夜街巷。可是，在这漫长艰难的旅途当中，如果有那么一小段程路，有一个能谅能解的朋友相伴而行，一同挨冷，一同蹭蹬，总会有那么一点区别的吧？这个朋友，把自己惟一的破伞遮在你头上，和你共用；虽然冷雨照样从破漏下，无甚用处，总也会有那么一点差异，会有那么一点点的温暖吧？

吴柱国乘计程车离去，余教授独自踅回到家“他的长袍下摆都已经了，冷冰冰的贴在他的腿胫上，他右腿的关节，开始剧痛起来”于是他“把暖在炉灶上那帖于善堂的膏药，取下来，热烘烘的便贴到了膝盖上去”他发现窗户让风吹开了“赶忙蹭过去，将那扇窗拴上”后又发觉“书桌上早飘进了雨水，把他堆在上面的书本都打了，他用他的衣袖在那些书本的封面上揩了一揩”这些描写都暗示，余钦磊虽己在现实生活迫下搁置了早年的理想，他却还珍惜保存着一份对过去的温暖记忆，而这份记忆，他留心卫护着，尽可能不叫它受到现世或现实势力的侵犯（所以他拴窗，揩干书）。小说末尾，余钦磊想起雅馨，那一段抒情式的回忆，十分动人，这也是余教授要卫护的温暖记忆。回忆的动作仿佛真的暂时净化赎救了他的灵魂。

他这栋温州街宿舍，确实已“残破不堪”沙发“褴搂”

“破得肚子通通暴出了棉絮来”；榻榻米积年“散着一股腐草的霉味”屋里“七横八竖，堆了一本本旧洋装书，有的了线，有的发了，许多本却落得身首异处”他已不大再去念这些书了，平时却以“租来的”（不是购为己有的）武侠小说自遣。可是这一堆旧书，他却顽固地，铿吝地，死守着，而当太太（现世）干预，遗失了一叠笔记，这位早和现实取得妥协的好好老先生，居然也会“着实发过一次脾气”得“家里的人”（现世）“再也不敢碰他客厅里那些堆积如山的书了”不错。对于余钦磊教授，这栋温州街旧宿舍，是寒冷的现实世界里惟一的暖巢。他“栖住”在这个暖巢里。他还能觉温暖，因为，他知道，尽管理想已经失去，青已经逝去，这个巢里——也就是他心里——至少还藏着一份尚未深受沾染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