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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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外部世界给我最大的觉就是恐惧。我们那个村，长期是县里大小运动的试点，经常有县里各种干部出入。那些干部通常是板着脸的，冷不防发现谁说了反动话，就抓住了阶级斗争新动向。村里小孩子哭闹，大人会吓唬说，别哭了，警察叔叔来了！孩子就吓得不哭了。那时候，城里正闹“水老倌”听说“水老倌”头子勾着食指，进嘴里吹哨子，声音有火车笛子那么大，立即就有各路“水老倌”呼啸而来，听从命令。谁惹了“水老倌”死路一条。

“水老倌”就是城里的氓。所以，恐惧心理伴随我直到长大成人。三十岁以前，我排队买火车票，临近窗口了，口就开始狂跳。我知道没有什么值得恐惧的，那高高的窗口里面，无非就是坐着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女人。可是我的心脏就是不争气，偏要剧烈地跳。我必须反复斟酌一句最简单的话，放在嘴里默念。我练好了这句话，临到窗口再蹦出来。比方说:长沙一张！绝不多说半个字。如果碰上意外情况，比方窗口里的女人说没有票了，我就慌张得说不出话。

现在，我已不至于再害怕买火车票，但仍然恐惧这个世界。尘世喧嚣，魑魅魍魉，可怕的人和事太多了。

伊渡:你的这种心理受很奇特。现代心理学认为，一个人的童年经历会影响他的终身，甚至他成年以后的思维习惯、行为方式，都可以从童年的经验里找到理由或印证。不知你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

王跃文:我的童年基本上可称作噩梦。饥饿、孤独、恐惧，纠着我整个童年，只是那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绝望。因为少不更事，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希望，也就无所谓绝望。二ooo年，我的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离原来的单位，成了事实上的自由写作者。那年深秋的某个夜晚，我做了个梦，几乎原原本本再现了我儿时的生活。梦中，我是副团长。有个晚上，团长突然又任命他自己的弟弟当副团长。我举手反对。团长严肃地对我说:组织上给你一个光荣任务，深入敌后从事地下工作。我二话没说，掏出别在间的手，庄严地放在团长手里。团长把手给他弟弟，然后深情地拍拍我的肩膀。团长的手是那么有力，那么温暖。

夜中，我猫着，沿着村子里的土墙和竹篱笆，悄悄儿前行。遇着行人或狗叫，我便机警地埋伏起来。我不能让敌人发觉。村子的另一头，战斗在烈地进行着。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为了新中国，向我开炮！”我多么想投入战斗啊！可是，我不能回到战友们身边去，我得从事地下工作。

突然间，不知哪神经开了窍，我发现自己原来被团长和战友们抛弃了。他们不要我玩儿了。我马上从游戏氛围中清醒过来。我身陷其间的再也不是什么敌后，而是弥漫着猪屎臭的村巷。我也不想同他们玩儿了，回家睡觉去！只可惜了那把手，那是我跪在门槛上，一刀一刀削出来的。

可是，我不敢去找他们要还手。游戏还在进行，我若回去，会被当作变节分子抓起来的。他们会借口游戏，假戏真做，打我一顿。只有等到天亮之后，我才能理直气壮地去找他们。

醒来，我不住大笑。原来，我在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被“组织上”抛弃了。

伊渡:我注意到你刚才说到“游戏”二字，触颇深。儿时的游戏同现实生活中的成人游戏似有共同之处。游戏可以造就一个场，使身在其中的人不辨真假，照玩儿不误。哪怕有人看出游戏的荒诞，也很少有人胆敢离游戏。顽童的游戏还可以不当真，比方你突然发现自己被伙伴们抛弃了，干脆回家睡觉去。可是，现实中的成人游戏，就没那么轻松了。

王跃文:我那天从梦中醒来，大笑之后，久久不能入睡，思考的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这让我想起父亲被打成右派的遭遇。我读《往事并不如烟》，知道了当年“反右”的很多鲜为人知的内幕。慨良多。同基层“反右”不同，上层“反右”多少还是政治斗争，不管其理由如何；基层“反右”就有些像儿戏了，连政治斗争都谈不上，无非是借端整人。但是，就因为上层提供了“反右”这么个游戏，基层就玩儿开了。想整谁，就找些事儿，把他打成右派。我曾写过篇小文章，真实记录了父亲打成右派的经过。我从小就知道父亲因言获罪，却不清楚他到底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有天闲扯，父亲偶尔说起这事，我竟有些哭笑不得。当年我父亲只有二十三岁，在家乡的县里任区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只有三十多岁，书记夫人是县妇联主任。都是年轻人，平时彼此很随便，有说有笑的。那位书记夫人虽说身份尊贵，却是个麻子。有回，我父亲开玩笑，在她蒲扇上题了首打油诗:妹妹一篇好文章，密密麻麻不成行。有朝一蜂过，错认他乡是故乡。没想到我父亲年轻时竟如此幽默顽皮，不过这玩笑也太过头了。他不知道阿q因为秃头，在他面前连“光”、“亮”都不能说的。但这也仅仅是玩笑，那时候，区委书记同县委书记或夫人开开玩笑也没什么稀奇。可是，我父亲做梦也想不到，这个玩笑后竟会为他带来弥天大祸。

伊渡:你父亲当年被打成右派，难道就因为这首打油诗？简直太荒唐了。

王跃文:是的。一九五七年，县委书记和他的夫人都想起这首打油诗了。按照当时的逻辑，我父亲的打油诗攻击县委书记夫人，自然就是攻击县委书记了，那当然就是攻击了。于是父亲罪莫大焉，成了右派分子。一个玩笑，竟让我父亲终身命运逆转。记得我读米兰·昆德拉的《玩笑》，觉就像读我们自己的故事，只需将里面的人名和地名换成中国特的就行了。

伊渡:中国近几十年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极其复杂的官场人格。有时候，种种官场人格只是变化着呈现形式而已。

王跃文:我因为曾经混迹官场，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官场的况味。不敢想像父亲当年竟敢那么胆大。但可以推知，毕竟有那么些年月，中国官场等级并不那么森严。大概一九五七年以后，上级就是上级，下级就是下级了。同战争年代讲究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相比，官场规矩就复杂化了。现在谁敢同上级开玩笑？上级的威严是不允许冒犯的，而且有的地方越是官大越威严。所以我曾在小说《西州月》里写道，中国的政治最像政治，中国的官场最像官场。

伊渡:你见过很平易近人的官员吗？

王跃文:当然见过，同下级打成一片的官员也是有的。稍微往大些的地方走，说起县长已没什么了不起，甚至还有些土的印象，因为那是中国比较基层的官员。但是在县里面，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县长非常了不得。记得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没几年，随县长去沿海地区考察，同去的还有十几个区委书记。那次经历，我觉官员身上某种神秘的东西真耐人寻味。我们从火车站出发，离家越来越远，县长就越来越随和。一路上玩儿扑克、开玩笑，很开心。我们在上海、江苏、福建转了一圈下来，县长同下属们几乎混成了哥们儿。直到厦门海滨浴场，县长同我们都光着身子游泳，可谓坦诚相见。县长还拍着自己的开玩笑说，我们共产人，襟怀坦白！可是考察结束后，我们往回走时，离家越来越近，县长就越来越严肃。回到县里的火车站，县长又像往常一样板着副冷脸了。也许县长并没在意自己面孔的变化，但如果不是故意做出来的，那就更有意思了。

现在时代进步了，有些官员同他赏识的下级或企业家混得跟朋友似的。总有那么些人，天天围着官员转，点头哈叫“老板”过去有个时候“老板”二字在中国近乎于贬义词，现在却常用来称呼有权的和有钱的。你有权，我有钱，就很容易做朋友。何谓朋友？朋友的定义也早与时俱进了。有人说，能够帮你办成按和国家政策办不成的事的，就是朋友。有些地方，长官一倒台，牵出一大片，说明这些长官人缘还是不错的。

我的父亲老了，不知这世上的戏演到哪一出了，却知道嘱咐我一句:别开玩笑。

伊渡:可是我发现你的玩笑开得很大。听说你的《国画》出版后，在原来工作的单位闹了些风波。很多关心你的朋友同我说起这事，都说你太冲动了。事情过去近五年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或者说，事情发生在今天，你会怎么处理？

王跃文:你是否指“公开信”那件事？可那并不是个玩笑，我觉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经过是这样的，1999年下半年，有天机关开会，某官员在会上说到《国画》，说是发表几点“个人意见”你知道，中国官场是没有什么个人意见的，虽然很多人嘴上这么说，但多半只是谦辞，或是策略。过去政治挂帅的年代，很多人就因为某领导发表了几点“个人意见”就万劫不复了。现在情形虽说不同了，但只要他是高高在上的官员，他的个人意见仍然足以令你子难过。一年之后，政府机关机构改革，我被分出局，这就是印证。当然，没有谁会承认我被分是因为写了《国画》，还写了那封大逆不道的公开信。官场上，任何堂而皇之的事情，都是可以拿来整人的。比方干部产学习，既可以是提拔前的镀金，又可以作为排除异己的法门。当然，我并不因为分本身而耿耿于怀，我很乐意过现在这种纯粹读书写作的生活。但有人拿这个机会来整人，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同前面说到的游戏差不多，它给某些掌握权力的人提供了人事洗牌的良机。所以民间有人说得夸张，说某省政府机构改革取得两大成就，一是撤消了一个省财办，二是分了一个作家。我初听此话，笑得肚子痛。当然民间说法难免演义彩，未必完全准确。我只知道自己是真正地被分了。

伊渡:我记得当时你那封公开信广为传，甚至传到外省和北京去了。你自己知道这种情形吗？你都写了些什么内容，居然一纸风行，天下尽知？

王跃文:说天下尽知那也太夸张了，不过在原单位的确引发了轩然大波。我是按人数每个处室送几份，很快就有人奉命前去收缴。可有些同事推说没见着公开信，不肯出来。有的处里负责人就说，你们想留着，就复印吧，原件上去。于是很多人都把公开信复印了。后来我听说这封信的确传到外面去了。有位退休的省级干部看了公开信，说这个比他的小说还写得好，这就是鲁迅嘛。此话传到我耳里，我惭愧不已。我向来敬仰鲁迅先生，却自叹没有他那样的胆略。先生真可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先生当年那种针砭时弊的文章，我写不出也不敢写，写了也没地方发表。对于先生，我只能借古人的话说，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我的公开信立即就到了那位发表“个人意见”的官员手里，这都得谢我处里的某位同事。这位同事见人总是笑容可掬的样子，平对我也极友善，还尽同我说些掏心窝子的话。不知道的，都会把他当成宅心仁厚的君子。他见着公开信，觉得讨好的机会来了，立即拿去邀功。其实当晚就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是谁把信送到某官员手里去的。我听了只是笑笑。我早知道那位仁兄的为人，并不往心里去。那位仁兄至今同我见面，仍是热情握手，寒暄再三。我也从不把此事点破，没有意思。此人在官场上混得并不怎么好，他大概不知道花剌子模国王只准报喜不准报忧的典故，因此颠颠地把坏消息报到长官那里去。拍马无术，也是发达不了的。

伊渡:你还能记起那封公开信的内容吗？我觉这桩公案在目前看来似乎只是则逸闻，多年之后人们会发现它有更多的价值。

王跃文:今后的事情，谁也说不准。那封信至今我还保存着，现在不在身边。不过我的记忆力不错，还能记得大致内容。大概是这样写的:某某先生您好！我只能按照现代文明人的习惯称呼您“先生”因为我觉得叫您“同志”心里别扭。鉴于您可以利用您的职权在非个人场合发表所谓“个人意见”我也只好把这封纯个人通信公开给适当的范围。这样才公平。

我说，作为作家，我愿意就我的作品听取任何学术意义上的意见，无论是赞同的，或是反对的。但对学术范围之外的信口雌黄，我只能表示蔑视，不予理睬。可毕竟您的身份不同，而且您在非个人场合发表“个人意见”我只好发言了。

现在冷静下来想想，我当时态度的确有些愤。可是那种情境下，我能不愤吗？比方，我这些文字就有些年轻气盛的味道。我说，我没有义务向您启蒙文学常识。我只想说，百年之后，我们都会作古，而我的小说会不朽。这已由不得我，也由不得您。我的小说肯定有它的不足，但却不会因某个人的好恶或毁誉而改变它的价值。对我的小说有争议是正常的，没有争议的才是平庸之作。历史一再证明，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来就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无论他如何位高权重。

“文革”时期朝作家们开火的那些子们，早已被历史证明是滑稽小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