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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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一块黑的大油布铺在漏上，遮盖起来，上面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光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好象一径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中，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腕我一碗的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xxxx。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铺夸张的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田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嗒啪嗒空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砍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统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军军盔，脸上着胜利的得。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珐琅磁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站好i站好1”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上，父亲才拿起那被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敬礼1”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面严肃，便拼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风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接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坐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眼里旧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俏声命令道，“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1”就在我们那间闷热，终中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搞上，打着赤膊，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缀的灯下，复一，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搞上，手里冗自捏住他那本《三国演义》，他头上那盏吊灯，给震得象钟摆一般，来回的摆着。

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时，母亲便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在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单衣裳回来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挤命的，奋力的洗，两只手在肥皂水里，一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超裙子，出一双青白的小腿来，一头乌黑的长发扎成一刷大马尾，拖在身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洗一面一个人忘情的哼着台湾小调；着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头，放声唱了起来:啊——啊——被人放弃的小城市——寂寞孤单影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的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暖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待，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沥，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沥立不住脚，才到台北来帮人做下女。黄婶婶怀孕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巴笑:“我是叫你们阿母送红蛋去的，谁知你们阿爸红蛋留下，连人也留下了i”母亲年轻时，大约的确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她长得身段娇巧，细细的肢，一头丰盛的长发，乌亮亮象匹黑缎子披到背上来。她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一小撮嘴巴，嘴角翘翘的，脸稚气，看起来，好象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双乌亮的眸子里，却一径闪烁得象两只受了惊的小鹿一般，东躲西藏，充了彷徨疑惧。有时候，她会突然眉头一锁，一双大眼睛便象两团黑火般燃烧了起来，好象心中一腔怨毒都点着了似的。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只到他的肩膀。两个人走在街上，父亲昂头，好象在阅兵，大步大步的跨着，母亲跟在他身后，碎步追赶，不住的两边张望。那样一个苍老灰败，头自发倒竖的大男人，身后却跟着一个娃娃脸，惊惶不定的小女子——他们两人，是我们巷子中，一对极不相称，走在一起令人发嚎的老夫少。

然而父亲大概也曾热过母亲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的暴烈。有一次，母亲在门口跟一个卖菜的小伙子调笑，她拿一萝卜去敲那个中轻男人敞的膛，那个小伙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亲的膀子。父亲恰巧撞见了，回家以后，也不发言，倏地从门背后出一藤鞭子，嗖，嗖，嗖在母亲背上便猛了三下。母亲跌倒在地，她细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两只肩膀猛烈的搐着，一双青白的小腿，不断的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我想起我们过年时宰杀的一只小母，喉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爪子，不断痉挛的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白的羽，溅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象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母亲没有起。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头一，急急转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红芍药。母亲爬下，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在外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的浮肿起来，象两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中，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一身绛红的制服，前两排金钢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戴着一顶白金边的帽子，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鬃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嘻嘻的在唱《望风》她的头上也歪戴着一顶白金边的男人帽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那般开心过。

母亲出走的那个晚上，父亲擎着他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那管自卫手，虚恫的摇挥着，跑了出去，声称要去毙掉那对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来，却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呀晤晤训了一大顿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讲到后来，他自己却失声痛哭起来，他那张皱纹布灰败苍老的脸上，泪水纵横——那是我所见过，最恐怖，最悲怆的一张面容。弟蛙吓得大哭，我却到全身的汗都张开了，寒意凛凛。

母亲出走，我似乎并没有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崩血，差点送掉命，因此，她一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来平我的额头，对我说道，“黑仔，莫要皱眉头，小孩子额头上有皱纹，要不得，犯凶的。”母亲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长得象父亲，高大黢黑，弟娃却跟母亲了形。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好象是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可是却没有母亲跟里那般怨毒，一径眨巴眨巴，好象在憨笑似的。母亲说，她怀着弟娃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才长得跟她那样象。她亲自给弟娃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上接着十二生肖的铃挡，弟娃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销便叮叮挡挡的响了起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十直亲到他那双胖胖嘟嘟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的傻笑。

有一天，母亲在天井里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块檀香皂，把弟娃一身都擦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本盆边，佝着背，一头乌黑的长发，袅袅的婉伸到膝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浇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的哼着《六月莱莉》弟娃笑，母亲也笑，他们母子俩清脆悦的笑声，在那金的光照耀下，回着。等到母亲走进屋内去拿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弟娃笑嘻嘻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白的娃娃上，狠狠的咬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母亲赶出来，举起火钳将我的膝盖打得乌青瘤肿，好几天，走路都是瘸的。我看着那青肿的膝盖，出脓血来，心中只到一阵报复的快意，我不哭，也不讨饶。那次后，母亲对我又添了几分嫌恶，说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亲一走，我跟弟娃两个人却突然变得相依为命起来。弟娃一向是跟母亲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上，拼命挤到我怀里来，大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儿睡去。母亲离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个年头，我刚上初中。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弟娃，乘公共汽车过台北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一个三夹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着两幅花布门幔，围墙板壁上，贴了彩广告海报:小家宝歌舞园青热舞。上面印着许多着大腿的舞女。一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着一只讲话筒，大声呼喊；标致小姐！彩表演！我带着弟接买了两张票，挤进了戏院，里面黑的人头，差不多座了，闹哄哄的。戏棚里是水泥地，地上撤了果皮、瓜子壳、香烟头、汽水瓶子。座位是一条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挤得密密的。观众差不多全是男人，许多打着赤膊，汗叽叽的着上体。大多数的人都汲着木屐，坐下来后，便将木屐踢掉，一只光脚板蜷到凳子上。里面的空气混浊，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弟娃挤到院台左侧最边头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戏台上接着一张破旧的茶红幔子，台上有一排反的座灯，把戏台照得通亮。戏台右边坐着歌舞团的乐队，有五个人，都穿着他们那绎红铜扣金边的制服，在那里大吹大打，好象万华市场大拍卖时洋鼓洋号那股喧嚣，那样热闹。我发觉带着母亲私奔的那个小喇叭手，就坐在乐队前排，第二个座位上。他扬着头，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得金光闪闪。他没有戴帽子，梳了一个十分标劲的飞机头，乌光水滑的。台上的司仅擎着麦克风出来报了幕，讲了几句风话，台下掀起一阵口哨飞来，突然间，六个舞女便从幕后跑了出来。她们都穿着短短的粉红裙子，白白的大腿全在外面，每个人的头上箍着一圈亮晶晶的金锁片子，两只手腕上也戴了闪烁的手钏子。她们出来后，肩靠肩站成一排，等乐队换了一支曲于，她们倏地都甩出一只手来，往台下一指，一齐失声唱了起来:宝岛姑娘真美丽——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跳！乐队敲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宇排开，开始飞踢大腿，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踢，一边唱，手钏子铮铮铛铛。台下的男人们，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仪手执着麦克风，也在大声喊:嘿！嘿！黑！好象在替那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战了起来，张了半天，赫然发觉，原来台上左边第一个舞女，就是母亲。她们六个人，都搽得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胭脂，眉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谱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亲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她身材娇小，又那样打扮着，看起来，竟象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来，总比她们迟缓一些。她一径例着涂得红红的嘴巴，着一曰自牙，做出一副笑容来。

可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的眨巴着，好象十分仓皇吃力的模样。我告诉弟娃，母亲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赶忙爬到凳子上去，寻找了片刻，突然，他叫了——声:“阿母一”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来了。

6南机场克难街两边，都是卖西瓜的小贩，地上撤了吃剩的西瓜皮西瓜子。稀烂鲜红的西瓜，东一块，西一块，招来许多嗡嗡的苍蝇。在太底下晒狠了，那些烂红的西瓜皮，都在冒着一般发了酵甜腻的嫂气。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克难街底的一个贫民窟里。那是一栋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据时代残留下来两层楼的一座水泥房子，墙壁坚厚，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整座房子灰秃秃，象是一座残破的碉堡，据说是本人驻军用的。我进到房子里，一道螺旋形的水泥楼梯，婉蜒上升，伸到那看不清的幽暗里去。里面森森，洋溢着一股防空里的霉味。一座楼里不知道住了多少户人家，里面人声嘈杂，大人的喝骂，小孩的啼哭，可是因为幽睹，只见黑影幢幢，却看不清人的面目。我扶着那道水泥栏杆，摸索着，爬到了二楼顶，母亲住的那家门口去。大门敲着，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一张矮凳上，点着头在打盹。那个老太婆穿着一件黄白麻纱的敞领汗衫，她颈子上的皱，象皮似的，松垂了下来；脑后挂着一小撮发鬓，前额上的发却掉光了，一大片粉红的发斑侵到她眉上，好象她前额上的头皮给揭掉了一般，出鲜红的来。

“阿巴桑，黄丽霞在么？”我卸掉了墨镜，招呼她道。

“恩？什么人？”老太婆睁开眼睛，嘎声问道。

“黄丽霞，阿丽。”老太婆也不答话，清了一清喉咙，叭一下往地上吐了一浓痰，朝我狠狠打量了一下，才用手往里面一间房间指了两下。我走进去，穿过一道砖砌的堂，堂底那间房，房门垂着一张酱黄的布帘。我捞开帘子，房中暗，甚么也看不见，只有随着帘进去一道昏惨惨的光。我探索着走进了房中，里面又闷又热，面扑来一阵腥檀的恶臭，好象是死死猫身上发出腐烂的秽气一般。

“阿母”我悄悄叫了一声。

我伫立片刻，等到眼睛渐渐习惯了房中的幽暗后，才模糊看到房中有张挂着一顶方帐的，上隆起好象躺着一个人。我走了过去，站在前，又叫道:“阿母，是我，阿青。”

“阿青么？”那是母亲的声音，尖细，颤抖，从黑暗中，幽幽的传了过来。一阵唏嘘摸索的声音，啪的一下，头一盏晕黄的电灯打亮了。母亲佝偻着侧卧在上，身上裹着一件黑绒线外套，下半身也裹着一条花布套棉被。她的头深深的陷入了枕头里，枕头边堆着厚厚一叠黄的卫生纸；上罩着的那顶方帐，污黑污黑的，好象是用旧了的抹布拼凑起来的一般，缀了一块块的补钉。我走到她头边，她掉过脸来，我猛吃一惊，她那张脸完全变掉了。她原来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两颊的好象给挖摔了一样，深深的凹了进去，颧骨嶙峋的耸了起来，她的两只大眼睛整个陷落了下去，变成了两个大黑，眼塘子乌青，象两块淤伤，脸蜡黄，两边太贴了两片拇指大的黑膏药，一头长发睡成了一饼一饼的疙瘩。她的两只手紧紧抓拢，象一对蜷起的爪子，她那本来十分娇小的身躯，给重重叠叠的衣裳被窝裹埋在上，骤然看去，象是一个干缩了的老女婴。她伸出她那爪般的手，一把捞住了我的手腕，尖起她凄厉的声音，迫促的叫道:“你来得正好，阿青。快，快，把你阿母抱起来，前有个痰盂，你看见吗？”我把被窝掀开，将母亲从上抱起来，她的身体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一只手托住她的背脊，我摸得到她背脊上突起来一节节的硬骨。她身上透着一股呛鼻的药味和汗臭。我把她放在痰盂上，痰盂里已装了半盆黄浊浊的，我进来时闻到那股奇异的腥膻，就是那里发出来的。母亲坐在痰盂上，佝着身子，怨怨艾艾的说道:“刚才我唤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我，那个死老婆子在装聋呢！他们看见你阿母病得动不得了，便都来欺负我。她敢站在我房门口，对她儿子说:”那个查某不中用啦，还医她做么？——“母亲嗤嗤的冷笑了两声，”考背，偏偏你阿母又死不去，天天在这里拖！

“母亲解完小便，用几张黄的卫生纸揩干净。我把她从痰盂上抱起来，放回上。‘“我怕冷，阿青，替我把被盖好。”母亲颤抖着声音叫道。我赶忙将被窝裹到她身上。她这间房间的窗户都紧紧关了起来，而且还蒙上了厚帘子，我的背上一直在淌汗。

“你知道么？阿青，他们都在等我死呢！”母亲低了声音，她伸出她那瘦得只剩下一把筋骨乌黑的右手来给我看，她的无名指上犹松松的套着一枚磨得泛了红的金戒子。

“他们等我一死，就要来我这只金戒子。别做他娘的梦啦！我到肚子里去，也不会给那两个夭寿的！可是阿青，你阿母穷得要命，想吃片西瓜也没有钱买——”母亲说着，她那双深坑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突然笑道:“嘿嘿，你这一身穿得蛮标致嘛，你发财了么，阿青？乖仔，给点钱给你阿母买东西吃好么？我饿了一天了，他们拿来的东西，是喂猪的糠，哪里人吃的？”我掏出昨天剩下的两百块钱，分了一张一百元给母亲，母亲那双瘦得象爪子的手，捏住那张钞票，直打颤。她那张变得丑怪破烂的脸却绽开了，笑得象个小女孩一般。她急忙把那张钞票到枕头底下，生伯别人看见，会抢走一般。她把钱藏好，拍拍枕头，仰卧下去，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医生说，毒跑到骨头去了，要锯掉——”母亲用手在她下身划了一下“两条腿都要锯掉，锯一条腿要七千块钱呢！莫说我没钱，有钱我也不锯！医生说，毒已经散开了，攻心就要死了。死不是死，我这种女人还活着做什么——”母亲突然颤巍巍的撑起身来，她那双陷落的大眼睛灼灼的闪起光来“阿青，你答应你阿母一件事好么？阿母从来没有求过你，你就替你阿母做这一件事好么？”

“好的。”我应道。

““你阿母是活不长的了，阿母死了，你到庙里去，替你阿母上一蛀香，哪个庙都行。你去跪在佛祖面前，替你阿母向佛祖求情。你阿母一辈子造了许多许多罪孽，你求佛祖超生，放过你阿母，免得你阿母在下面受罪。你阿母一生的罪孽，烧成灰都烧不干净！死，你阿母是不怕的，就是怕到下面那些罪受不了——”母亲说着，她那深坑的眼眶突然冒出两行眼泪来，到她那凹下去的面颊上。我将头那叠极黄的卫生纸递了两张给她。她接过去，揩了揩面上的泪水，擤了一擤鼻涕，才又倒卧到上去。隔了半晌，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叹道:“你们阿爸，其实他对我，也还不错的。只是，只是——”她皱起眉头，顺了顺嘴。突然间，她嘴巴一撇，轻佻的笑了起来，问我道:“怎么啦？老头子还好么？还天天呷酒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