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舊事》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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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舊事》的作者董冰是作家李準的夫人，從社會關係上説是我的前婆母；從更深廣的意義上來説，她永遠是我的母親。但我為她的書作評，並不因為這層不同尋常的關係，而是因為我對這本書的偏愛。書中宣揚的人文神、女神，滋養了我小説中一系列女主人公形象，從《少女小漁》到《扶桑》，再到我剛剛出版的長篇小説《第九個寡婦》中的王葡萄。

我是一九八〇年初以未來兒媳的身份認識李準夫婦的。開始我對這位母親的温良和緘默印象極深，很快我發現她偶爾以一兩句話形容一件事、一個人物，總是形象至極。比如她形容兒時從大門下的縫隙看到軍隊駐紮過往説”外頭腿都滿了。”説到一個女親戚不會過子，問別人借錢為家裏買糧，結果她:“拿上錢到街上買了條洋裙子。”都是些陳年往事，她記住的卻是細節之核，這樣的細節之核一旦用在人物身上，作家不必再費筆墨去給人物定論了，讀者很快自會得出定論。這樣的細節，在《老家舊事》中比比皆是，作為一個小説家的我來看，如此開銷細節，是不可思議的慷慨。

其實早在80年代中，我就知道我的婆母在寫書。並且，我也有幸在這部書的寫作過程中跟蹤閲讀。當時我就認為這是一本奇書。在當時一派慷慨謳歌或昂控訴的文學語調中，《老家舊事》以樸素、平實、無辜的敍述，道出了一個災難和死亡多發的故事，卻沒有控訴，沒有説教，沒有階級鬥爭及人倫善惡一直以來主宰我們思考和情的公式；它使我受到人在超越一切社會、政治界定之上的意義。人，這時才是最豐富的，最值得詮釋的。不僅如此，我冥冥中到古希臘大悲劇和這部作品的某種神貫穿，即人與不可抗力的生存因素的永恆抗爭。不可抗力的因素既有身外的，也有與生俱來的。比如人，它不是階級的產物，不是善惡的表徵；人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書中女人物眾多。作者寫到自己兒時跟着牲口轉圈掃磨時，沒有形容一個孩子的對這種枯燥繁重勞動的冤情，也沒有她如何不勝其累。她寫自己如何渴望玩耍，一邊掃磨一邊忙中偷閒用笤帚苗和布頭紮起小人兒，讓它們“走親戚”大人們來時，她又怎樣把小人兒藏起來。這些段落，遠比一個孩子説自己怎樣勞累，怎樣睏倦更打動人。首先是這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如此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在接受的前提下，還設法從中汲出甜頭，和命運平和相處。這才是中國人最本的美德。從我這位母親的一貫態度來看，我想，正是她的平常心，她的處事不驚、寵辱不驚使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她所創造的神平衡。再有，寫到她大哥去世，她筆觸拐向一雙新棉鞋:大哥很想買一雙皮底棉鞋，和母親商量，母親不同意，説等他學成手藝再花這筆錢。大哥偷偷將鞋買下來，穿上贏得了全家一致讚賞。母親讓他把鞋包起來，擱在門框上，要他滿師後開始工作再穿。而大哥未滿師就病故了。大哥死後，母親把大哥心愛的新棉鞋燒給了大哥。這樣的段落也遠比直接寫一個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鑑於篇幅，我無法更多舉例，但我實在驚訝作者是如何悟到這更妙的、更高級的文學手段的。

我和母親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學豫西方言，在為人行事方面，也受了她的影響。這些影響竟然潛移默化地出現在我的小説中，使一個個具有巨大包容的女主人公誕生了。我發現自己對這種弱者的強悍、弱者的寬容始終是着的、欣賞的。正因為這些大量存在於民間的“弱者”

“強者”們的侵略與破壞才得到中和、平衡，強者們弱強食的殘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復。應該説我寫《第九個寡婦》和讀《老家舊事》有關。豫西大地通過李準夫婦把深厚的民間文化營養輸送給了我，使我在創造王葡萄這個角時不至於捉襟見肘，能夠比較寬綽地完成《第九個寡婦》這部小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