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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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說的意思是，就連腐敗都是有級別的。有些人有資格腐敗，有些人沒資格腐敗；有些人的腐敗不算腐敗，有些人稍微出格就是腐敗；有些人的腐敗甚至是有制度保障的，比方各種高級豪華接待場所裡的享受。我想把這種現象叫做“腐敗歧視”就說那個國賓館，每年各種各樣的高級人物要在裡面上演多少腐敗鬧劇，人們都司空見慣，而村幹部跑到裡面去開會，那就不得了啦！就是天大的腐敗了。老百姓對高級官員的奢侈享受有意見，最容易被人指責為農民意識。其實，老百姓是通情達理的，他們並不要求省部級幹部都去坐公共汽車、住三室兩廳，但再高級的官員都沒有理由花納稅人的錢去住每晚幾萬、十幾萬的總統套房。高官們的腐敗，已遠遠超出老百姓的想像能力！

你明白腐敗是有級別的，就會明白為什麼有的人貪汙三四百萬就會殺頭，有的人貪汙千萬、幾千萬還活得好好的。可以斷言，貪汙上億的腐敗官員恐怕早就誕生了，只是人們還不知道。

伊渡:我注意到一種現象，目前中國老百姓對現實當中種種不正常的情況，有著很強的包容度，似乎見怪不怪。我覺得這是麻木和惰。就像賈府裡的家人，都知道主子的錢財來路不明，卻自覺維護主子的財產機密。

王躍文:中國國民的改造任務遠未完成，文學應該繼續擔當國民批判的任務。中國老百姓已經很馴服了，可很多官員還經常嘆老百姓越來越不好管了！從我參加工作以來，總看見官場當中有人不斷地懷念過去。現在到了二十一世紀了，有人居然懷念“文革”時期，他們覺得那個時候老百姓好管多了。當然這種論調沒有誰敢理直氣壯地放在桌面上說，只敢私下裡發怨氣。為什麼有些人總是懷念過去呢？這個傳統大概從孔子時候就開始了。今不如昔是有些人慣常的心態，正像孔子嚮往的那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周朝之所以令人神往，無非是那時候民智愚昧，最好糊。權力被壟斷之後，當權者最大的願望就是權力運用得心應手。

伊渡:中國老百姓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絕不會同官府過不去的。自古就有句老話，民不與官鬥。因為胳膊扭不過大腿。從這個意義上說，有些官員是被民眾寵壞的。

王躍文:有什麼辦法呢？權力大到人們懼怕的時候，就只有認了。如果有望從權力那裡得些好處，就更加萬事皆休了。所以，趨炎附勢是很多人認同的明智選擇。這是中國民眾的弱點。有的單位搞內部改革，旗號打得嚇人:民主推舉，競爭上崗；選票面前，人人平等。真是這麼回事嗎？扯淡！細則規定，領導班子一票等於二十票！有的單位甚至領導一票等於三十票。於是，熱熱鬧鬧、裝模作樣地改革一番，還是幾個領導想用誰就用誰，群眾意願僅僅只是意願。你有意見？人家甩出黨管幹部的底牌，你就啞口無言了；你再有意見？人家扣你個妄圖搞大民主的帽子你就吃不了兜著走。端掉你的飯碗，看你還調皮不？！

伊渡:只要牽涉到飯碗問題，大家就老實了。如果社會資源真正屬於市場配置，如果有完整的社會保障機制，如果飯碗真正是端在自己手裡，大家的桿子會硬得多。現在有的官員埋怨老百姓越來越不好管了，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很多人的飯碗官方管不著了。

王躍文:老百姓自己呢？大多時候也是經不起拷問的。如今很多老百姓的怨氣，就是巴爾扎克《高老頭》裡面寫到的拉斯蒂涅的怨氣。拉斯蒂涅痛恨上社會，只是因為他不能像上社會一樣花天酒地。有些老百姓，如果自己家裡有人做官掌權，他們看待官場腐敗的態度就平和多了。包括有些小幹部也是如此，他們自己沒發達的時候，嫉惡如仇，正義凜然；一旦自己時來運轉，手握大權了，嘴臉就變了。正如魯迅先生說的，人一闊，臉就變。

伊渡:這種人哪裡都有，並不只是在官場，好像中國不管哪個角落都充斥著官場氣息。學校校長、企業經理、醫院院長都把自己的職位當官在做，真是荒唐。

王躍文:有人指責我的眼睛老盯在官場。說實話，我自己也有些煩了。可是，不良的官場文化的陰影籠罩著整個社會，我做不到視而不見。有個笑話，說“文化革命”期間，兩個捱整的知識分子被派去勞動，他們出門幾步，突然回頭問管教幹部:我們兩個人哪個負責？我想這絕對不是誇張，官場意識真有如此深蒂固。

官場文化你可以有種種定義，但最基本的問題就是:我有權力，我要管你！至於我還要謀取特權，我還要貪汙腐敗，等等，都是自然派生的東西。

有些官員說現在老百姓不好管，最令他們頭痛的就是老百姓動不動就集體上訪。不論哪級政府門口，好像天天都有上訪的群眾，只是人數或多或少。政府在群眾上訪這件事上，本身就不能自圓其說。一方面，人民信訪制度被說成是黨和政府聯繫人民群眾的橋樑，一方面又嚴令各級政府勸說群眾不得上訪，特別是不允許發生大規模集體上訪。人民信訪制度是在法制不健全的情況下，老百姓反映情況、伸張正義、洗雪冤情的渠道。現在老百姓仍然沿用這個渠道，只能說明法制路徑照樣不暢通。不管是哪個路徑，民意總得有個氣孔表達出來。一味地堵，只會造成更大的麻煩。如果把老百姓表達民意的舉動看成是不好管了，顯然是沒有道理的。其實這些都是常識，並不值得我們在這裡討論。可是，有些官員往往無視起碼的常識。

伊渡:我從政府門口經過，常常看到上訪的群眾。不知道他們的請願都能否如願以償。

王躍文:我說件自己親身經歷的事情，我把它戲稱為“機場革命”去年大概是九月份的時候，我從成都坐飛機去蘭州，晚上八點多的飛機，結果延誤到了深夜兩點多。等待過程中，乘客們越來越憤，要向民航方面索賠。機場方面先是不停地道歉，後來推說這是航空公司的原因，同機場沒有關係。乘客當中有兩位是某電視臺的記者，扛著攝像機錄像，說要報道這件事情。

機場方面怕媒體曝光，態度馬上緩和起來，但沒有任何實質答覆。乘客對機場值班的說，你如果沒有權力解決問題，就馬上向上頭請示！值班的說，現在這麼晚了，領導都睡覺了。乘客們聽了這話，可氣壞了，說我們這麼多人深更半夜被滯留在機場，你居然說領導睡了就不敢打電話了！

那兩位電視臺的記者最積極，充當了乘客的利益代表。他們高聲囑咐乘客們，一定要索賠！這時，機場值班人員答應寫張條子，說乘客在蘭州下飛機後，即可去某航空公司索賠。乘客們拿著機場出具的條子一看，都說這個沒用，只是證明誤機多少時間，並沒有承諾賠償。大家更憤怒了，指責機場在愚乘客。

爭論了個把小時，飛機到了。機場廣播，請大家登機。兩位記者呼籲大家不要登機。這時，有個乘客出來說話，說他剛坐過某航空公司的飛機，也是延誤時間了，機場出了證明，大家一下飛機，每人領了三百塊錢的賠償金。這個人說著，還拿出個印有某航空公司字樣的信封，說裡面三百塊錢，他都還沒動過。

記者告誡大家不要上當，上了飛機就說不起話了。你在飛機上亂說亂動，人家可以用妨礙公共安全的罪名把你抓起來！

時間已經很晚了，乘客們開始分化，有的堅持，有的動搖，有的觀望，有的妥協。這時，我突然發現剛才嗓門最大的兩位記者不見了。

沒過多久，兩位記者不知從哪裡又冒出來了。他倆提上箱包說，我們上去再說！

有人提出登機，乘客們馬上垂頭喪氣，紛紛罵罵咧咧地登機了。

登上飛機，沒人再提索賠的事。這時，有人從座位口袋裡翻出張報紙，上面正好有這家航空公司因延誤起飛時間同乘客爭執的報道。那是幾天前的事情。有乘客議論這件事，想再次引起大家的共鳴。但是再沒有什麼響應。

我回頭看看坐在我左邊後排的兩位記者，他們正把太陽帽罩在臉上打瞌睡。我懷疑這兩位記者被機場收買了，而在機場證明航空公司肯定會賠償的那個人說不定就是假冒乘客的托兒。收買兩個頭人只需一兩千塊錢就夠了，不然真像那個托兒說的就要賠償十幾萬！

機場革命就這麼失敗了。

伊渡:你這個故事很有寓言意義。我看威廉？曼徹斯特的《光榮與夢想》，知道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美國數千退伍軍人為了向政府討取補償金聚集到華盛頓，胡佛總統下令麥克阿瑟將軍向他們開了槍。當時美國的輿論界也是眾口一詞，聲討這些進城的退伍軍人是暴民。我聽到過一種論調，就是用外國過去發生過的這些不光彩事情為自己辯護。動輒說過去美國也如何如何做過，英國也如何如何做過。

王躍文:不能拿別人做過的錯事來開脫自己的愚蠢。說現在的中國老百姓越來越不好管了，實在是無能者的牢騷。現在畢竟時代不同了，百姓早不是皇帝治下的子民，儘管中國百姓仍然是這個星球上最能忍辱負重的。誰還拿聽不聽話評價民眾，誰腦子裡還裝著刁民之類的侮辱概念，他就應該被民眾拋棄。

中國老百姓被幾千年傳統文化教化下來，已經是最溫順的了。普希金時代的俄國，有貴族提議，讓全國的農奴統一制服，為的是管理方便。因為居然有農奴見了貴族沒有行禮，而貴族們有時候單從衣著上又不能明確斷定誰是農奴。農奴們如此無禮，貴族們不能容忍。但是，這個提議最終被沙皇否決了。沙皇擔心，一旦讓全國農奴都穿上統一的制服，農奴們就會知道自己的同胞原來如此之多，他們的勢力原來有這樣強大。沙皇心裡很清楚，他統治之下的農奴並不都是那麼溫順的。

伊渡:這位沙皇還算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雖然貴為萬金之軀，也並不是所有民眾都心悅誠服。可笑的是有些自作多情的帝王。

王躍文:中國古代帝王並不都是自作多情的，他們治下的子民也的確好管多了。中國古代很早就是所謂四民社會、士農工商，早在服飾、住房等等方面相區別了，而且不可隨便混同，不好就是逾制大罪。怎麼就不見中國老百姓因為知道自己人多勢眾就鬧事呢？中國當然也有百姓鬧事的，輕則蜂起為盜、殺人越貨，重則揭竿稱王、動搖社稷，但沒有哪次百姓起事是因為他們知道布衣者眾，而是別有原因。中國皇帝們並不怕百姓人多勢眾，他們還往往拿人丁興旺誇耀自己的堯舜之治哩！

伊渡:中國自古戶籍制度嚴格，每年多少人丁都有詳細記載，這隻怕同帝王們的虛榮心也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