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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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三個小時，乞丐母女經常出現的地段，只有一位形單影隻的乞丐男孩。記者和新華社的同行一樣，非常希望儘快找到這乞丐母女，以給他們提供幫助，報道見報後，記者不但接到很多熱心讀者打來電話，還接到許多同行打來的電話，《法制報社》一位記者打來電話，表示非常願意給乞丐母女提供法律上援助，一無所有被丈夫趕出了家門，落街頭母女雙雙被強姦，上醫院打胎被拒絕。

這一切都可通過法律程序來解決。婦聯:妥善安置她們市婦聯婦女兒童維權中心權益部高部長，一看到報道，非常氣憤，儘管周玉玲一家是豐城人，按規定屬於省婦聯管，但高部長表示，她們非常願意配合各單位部門的工作，妥善解決周玉玲一家的問題。

六月十一，記者來到省婦聯，省婦聯辦公室的副主任李素瑾、婦女兒童維權中心的權益部部長李桂菁都明確表示，我們有權力有義務送她們回家，找到周玉玲瞭解清楚她們的情況之後，將她們送回身份證所在地，要求當地政府好好安置她們一家。

如果需要報案，我們將會同各相關單位，力求完善安置好周玉玲一家。李素瑾主任還對記者說:“找到周玉玲後，立即通知她。”＊＊＊剛到南昌來做生意的羅女士看到本報的報道之後，立即給本報打電話，她先是聲譴了強暴乞丐母女喪盡天良的行為，然後詢問了周玉玲一家現狀，最後表示她願意每個月資助周玉玲一家幾百元錢，劉先生:提供一棟兩層樓的房子安義縣的劉先生是位公務員，他看到報道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該給周玉玲一傢什麼幫助？目前而言，幫助周玉玲母女逃脫身體的蹂躪和摧殘是最緊要的。因此他打電話給本報，願意把鄉里一棟獨門獨院的兩層樓的新房子，長期給周玉玲一家居住。

本報記者:乞丐母女哪裡去了？每接到一個願意提供幫助的熱心讀者的電話，記者的心裡就泛起陣陣動，記者非常想把這一切馬上告訴周玉玲，可是她們哪裡去了？10晚上採訪時，有人說可能是被收容所的帶走了。

也有人說街上突然一個要飯都不見了，也許是被警察攆走了，還有人說，她們也許回豐城去了，那天，記者走時，曾對周玉玲說了這樣一句話:“我不是隻想寫篇報道就了事，我想幫助你，後天〈11號〉晚上，我還是到百貨大樓這一帶來找你，這幾天你不要亂走，好嗎？”周玉玲點點頭，應一聲好。10晚上，沒有見到周玉玲，約好的11晚上能見到周玉玲嗎？倘若見不到她們，記者將全力尋找她們！＊＊＊“你們昨晚到哪裡去了？我們找了你們好久。”這是6月11晚記者見到乞丐母女說的第一句話，同時腦袋裡滑過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中一個畫面，代課老師魏芝，在鏡頭前淚滿面:張慧科，你到哪裡去了嘛？記者的心裡酸澀得緊。乞丐女兒抬起頭說:“昨天傍晚下好大的雨，媽媽身體不舒服，沒出來，”

“告訴你們一個好消息，有很多人願意幫助你們，其中有一個女士願意每個月資助你們幾百元錢，一位安義的先生願意把一棟兩層樓新房子無限期借給你們居住，你們願意嗎？”

“當然願意，”從來沒有直視過記者眼睛的乞丐媽媽拉直了脖子看著記者“這還有不願意的？”＊＊＊按照事先的約定，記者撥通了新華社、法制報、省電視臺等同行的電話，本報的熱心讀者羅女士在接到電話後立馬打的趕來。

現場聚集了上百名圍觀的群眾，幾個拿著11號的《都市消息報》的讀者，看一眼報紙，再看一眼周玉玲，點點頭，扔下一把硬幣。各媒體同行陸續趕到，手忙腳亂的記者向他們介紹周玉玲一家的情況。

一時間，攝像機、照相機燈光閃爍，各媒體記者你一句我一句接連發問，一些不明真相的圍觀者大放厥詞:“都好幾年了，天天躺在街上要錢，身上又髒又臭，早就該抓起來曝光。超生游擊隊，罰款。”見此情景，記者又做起了解釋工作。聽到記者解釋，大部分圍觀者都對周玉玲表示同情。一個負責此路段清潔工作的保潔員，將記者拉到一邊幾乎是用責怪的口吻對記者說:“她們都來五六年了，你們怎麼現在才來？”

“是啊，都五六年了，你們天天看著為什麼不給我們打電話？”記者反問保潔員，保潔員的嘴角一翹“我們掃地的又不知道你們的電話，不過，你們來了我們也高興，解決了她們的問題，就減少了我們很多工作，她們很會製造垃圾。”＊＊＊圍觀的人越來越多，其它媒體同行提議去周玉玲火車站居住的地方看看。

為更真實地瞭解周玉玲一家的生活，十餘名記者和周玉玲一家等2路公車。省臺的記者正在認真拍攝周玉玲一家等車時的表情，忽然，6月10晚上，中山路東口那位惟一的乞丐小男孩擠到記者面前說:“阿姨，我婆婆被人殺死了。”小男孩一句話把大家嚇一跳。據小男孩自我介紹，小男孩名叫謝曉棟（化名），景德鎮人，今年9歲，6歲時父母離異都不肯要他，一個好心的婆婆收養了他。

2002年10月，謝曉棟的婆婆因房產糾紛被抓去派出所詢問，從派出所出來後，身體一直很好的婆婆突然出現昏，送到醫院搶救無效死亡。

謝曉棟認為婆婆是被人害死的，用煙盒寫下冤情幾個月來四處乞討，希望能有一個“當官的”看到的他“狀子”為婆婆申冤。

20多天前，他又來到南昌，6月7，有一位阿姨和一位警官看了他的狀子，帶他到省高級人民法院遞“狀子”興奮的謝曉橋、在煙盒紙下寫2003年6月7，最難忘的一天、人權的一天、生存的一天，在此祝好人長壽、好官一生平安。記者問他為什麼會選擇我說那番話，謝曉棟說看到記者在幫助她們（周玉玲一家），覺得記者也能幫助他。

記者非常動，要謝曉棟跟記者先到周玉玲家，然後再安排他。熱心而正義的省電臺的記者，在聽到謝曉棟的遭遇之後，要求謝曉橋先住到省廣電招待所，等把周玉玲一家的安排妥善，再解決謝曉棟的事。

公車上，周玉玲一家表情平淡，雖然有那麼多人在關心她們，在幫她們解決問題，但是她們臉上沒有明顯的喜悅，是不是一個人在苦水泡久了，牽動開心表情的肌就僵硬了？謝曉棟完全不一樣。

他思維銳，滿臉愉悅，從他透亮的目光中看到一種叫希望的神采。＊＊＊在車站下車後，一行人跟著周玉玲一家穿過一個地下通道、爬上一條小路、拐進一個泥濘巷子、走過一段鐵軌…彎來拐去，最後進了一個狹長危房似的院子，溼的木板樓散發著濃濃的黴味。

周玉玲就住在二樓的一個單間，十幾個記者剛走上樓梯，就聽見走在前面的記者喊:“分批上，分批上，樓道承受不住會蹋掉”記者此時已經上了二樓的樓道，覺腳下像地震一樣晃盪得厲害，小腿本能地發軟，記者立即揮手示意後面的同行等會兒再上。

走進周玉玲每月80元租來的屋子，一股摻雜著躁昧的發黴的空氣像蟲一樣漫延全身，出來的手臂鑽出一片雞皮疙瘩。

屋子兩側掛著撿來的上百件花花綠綠的衣服，將長形的屋子推向壓抑的空間。腳底的木板踩上去沒有木質的舒適，倒有一種骨悚然的鬆軟，彷彿隨時可能一腳踩穿木板。

本報的熱心讀者羅女士雙臂叉了一下寒豎立的手臂，走到周玉玲身邊，拿出三百元錢說:“我今天先給你三百元錢，以後我們還會幫助你做點小生意，長期靠別人救濟不能解決問題，最重要的是自力更生，開始階段，我會資助你，解決你的基本的生活問題。”羅女士還問周玉玲的大女兒願不願意邊學技術邊工作，並勸她把孩子打掉，找醫生、打胎的錢都不用她心。

周玉玲也勸女兒把孩子打掉找一份穩定工作，也不知女孩是從哪裡聽來的消息，說打胎非常危險，不願意去做人。

羅女士說她改天再給女孩做思想工作，羅女士名叫羅麗招，是潔利來應設備有限公司江西辦公處的負責人，家境一般。

但非常熱心，極富同情心，不忍心看著別人受苦。她女兒也非常支持她幫助周家母女。5月份，正是非典肆的時候，羅麗招還向sos兒童村捐贈價值近兩萬元的應設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