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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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到這裡，本書的作者也和不少的讀者一樣到惑然。國王王后及貴族政治家、虔誠的傳教士和帶煽動的革命者，當中固然不乏投機分子，可是也有不少忠臣烈士同樣地在斷頭臺拋頭顱灑鮮血，玉石俱焚，其最後目的無非讓資本家賺錢？難道所謂社會契約真的不過是做生意的一種契約，有如柏克所指斥，有如“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菸草”？雖說本書在以上章節中一再主張不要因為道德問題而阻礙技術之討論，可是也並不是說道德只是做事時之贅尤，可以完全不理。一到技術之研討告一段落，仍有將整個問題提出再檢討之必要。

我們所謂資本主義，只是新社會這個多面體之一面，法國大革命掃清了內部各種障壁，在新體制之下，行政系統的功能有了一種看來似是而非的矛盾格，一方面政府變成一個全能的政府，有如勒費弗所說:“自今之後，除了長距離和通訊技術上的困難以外，國家的意志力不再遇到任何障礙。”但是他接著又說:“資產階級宣揚人權，以自由為始他們在維護這些條件時防止國家（的剋制），所以他們將國家改造，以群眾的最高主權人代替威權皇子，他們於是肅清了人身的權力。”在瞭解這矛盾的時候，我們只能佩服霍布斯（第五章）的遠見，他所謂“巨靈，虛構之人”實在是一個全能的政府，它本身即是一切生命財產之集團，於理也不能侵害本身之生命財產。同時這種情況也有如孫文所說政府有能，人民有權。如果人民能控制政府，則不怕政府的能力強、效率高。把以上一切說成一個絕對的形式，仍是一個理想。拿破崙的政權既稱“開明專制”可見得只是心朝這方向走，不可能水到渠成，功德圓滿。可是在拿破崙兵變之前“熱月事變”之後，社會已開始變化，有如兩位法國史學家之研究說:“即‘五人執政’期間，只要恐怖期間的大量血成為往事，法蘭西開始呈現著大革命帶來的深遠改革，這些改革基本上給社會一個現代格。”他們接著又解釋這現代格首先表示於人口生殖率之降低。雖說當還不能立即體會，當生活程度提高的時候，人們開始注重他們生活之質量，於是節制生育。社會里學術家和軍人抬頭，啟蒙運動的哲學家受重視。金錢成為首要，享樂主義少受檢束，漂亮的女人不僅“以人身標示著奢侈與享樂，也表現著金錢與成功”當社會上產生一種長期間大規模運動的時候，其因果常可以前後倒置。對法國而言，資本主義可以說是創造這社會之因，也同時是這社會所賜予之果。首先即因消除了舊體制的各種拘束和障礙，人身財產權被固定及標準化，於是所有權和僱傭在民間先構成一個大羅網。嚴格說來，國家與社會不過是這種結構的一種外部，有如布羅代爾所說:“資本主義之成功，端在它與國家互為一體，它本身即成為國家。”（詳第一章）反過來說:這種體制也給新社會各種鼓勵和保障，更促進資本主義。如拿破崙在1804年公佈拿破崙法典，茲後他將這法典及其神推行到他佔領軍所及的其他國家裡去，亦有促成其他國家現代化的力量，而使資本主義更為抬頭。為什麼與舊社會比較，一般人會覺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較前自由？人類的社會生活不能沒有管制與約束。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里，一般人到警察的監視較少，因為人民已受一種動的經濟力量所把持，這種接受金錢管制，有如洛克所說“含默的認可”（tacitcon-sent），出於自願。這樣說來“國計”不能不與“民生”共為一體，所以法國人也不能因為其社會基層的組織與“買賣咖啡與胡椒、印花布和菸草”的原則相似為可恥，只有在這種商業組織的條件下，國民經濟才能高速展開，因為生活程度提高，一種高度的現代文化才能因之而產生。柏克早應知道，文化即是生活。

在這種社會體制裡，當然只有資產階級佔優勢。全民平等之不可能，已為當時人公開提出，因此以上的發展也是自然趨勢。法國大革命之後的資產階級並非革命以前的資產階級。以前的資產階級不少已在這大洪中犧牲，有些持有公債，卻因政府賴債而破產，另外，不少農民及下層社會人士因投機買得政府急於脫手的產業而致富，其他趁著稅收還沒有規律，軍需工業極需供應者的時候起家。革命期間誠有不少陰謀，但是整個革命的過程錯綜複雜，其牽涉範圍之大，更早超過陰謀者所預期。

而且，法國大革命展開，隨著有民族主義抬頭。路易十六的法國還只能算做一個朝代國家，拿破崙治下的法國才是一個道地的民族國家。很多法國人跟隨著波拿巴，因為他們每個人都自認是組織中之一部分，生命榮辱與共。大革命口號“自由、平等、博愛”所產生的道德神“與佛菩薩、基督和蘇格拉底的，沒有重要的區別”即算劫富濟貧的觀念無法實現，而且大革命好像愚了一般貧民，這樣的經驗必定打擾著很多法國人的良心，所以現代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思想不開始於馬克思，而始於巴貝夫。而且法蘭西除經過拿破崙的戰爭外，以後還接著有1830、1848和1871年的革命。時至今仍有很多過的思想，不出於蘇聯，而出於法國。

總之，法國大革命極端戲劇地表現一個民族和一個國家尋覓現代組織的過程，它在迫不及待的期間，表揚了人類崇高的理想，也暴了很多人類共通的弱點。它給人類史展開了新的一頁，同時也留下一個陰影。大革命將國家世俗化，從此，良心上的事，人自己作主。但是有些革命者企圖以人類的理智代替宗教，始終沒有成功。今法蘭西仍是一個以天主教為主的國家。本書作者於1987年經過里昂，此地曾經赤恐怖和白恐怖兩度浩劫，可是今這城市只表現資本主義大都會升平的景象，市中心的廣場上仍有路易十六紀念碑，索恩河的大橋也仍稱為波拉巴大橋，而且富菲亞（fourviere）山頂上的教堂裡仍供奉著百十盞信男信女所供奉的明燭，表示時過境遷，人類發覺他們的生活中不能沒有理智，但理智不是一切世事的最後主宰。我們的知識愈提高，我們對旁人的容忍也要愈寬，我們道德上的責任也愈大。

俄國的十月革命1969年3月，中蘇的武裝部隊在烏蘇里江珍寶島上衝突，蘇方自稱死數十人，不久戰事延至新疆邊境。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物，有向中國使用原子武器的企圖。9月16由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情報人員路易士（victorlouis），以新聞記者的名義在《倫敦晚報》發表文章，聲稱蘇聯有向新疆使用原子武器的可能，主旨在探詢各國的反應。翌年，蘇方外人員又在維也納歌劇院遞美國外人員一張未簽名的草約，內中聲稱締約國如遇第三者原爆的挑釁，可以採取報復行動，並且通知各締約國家，互相協商。尼克松及國務卿基辛格認為這樣一紙條約，等於要美國事前承認蘇聯有權對中國使用原子武器。基辛格認為，10億中國人陷於無政府狀態，決非世界之福。而且新疆接近蘇聯鐵道的終點，邊境去中國鐵道的終點則有好幾百裡，如果中國向蘇聯尋釁，也絕不會找到如此一個對本身戰略不利的地方。所以美國雖與中共沒有外關係，而且技術上尚處於敵對狀態，仍竭力設法與之接觸。

如果這還是一面之詞，則前蘇聯籍聯合國助理秘書斯維琴科投美，他所著書稱《與莫斯科決絕》，更敘述到幕後詳情。珍寶島事件出乎蘇聯高級人員意料之外，一時人情惶惑。有些人恐怕中共會動員幾百萬入侵，所以反而真確地討論使用原子武器。國防部長還主張使用最大氫彈。如果成為事實，不僅幾百萬中國人命立成齏粉，蘇聯境內的安全也成問題。只有參謀總長認為不妥，因為大規模的使用原子武器，必引起世界大戰，小規模的則不能解決問題。據斯維琴科的報道，最後使主戰派懸崖勒馬的仍是美方的警告。

這些發展當然與蘇聯於1978年與越南宣佈訂定攻守同盟條約有關，也引起中共於1979年初，出兵老街與諒山。經此，列涅夫（brezhnev）才轉換口氣要和中國改善關係，甚至以充滿情緒的言詞講出:“我們還記得昔為盟友，以同志地位互相合作的子。”而且本書脫稿之，正值鄧小平與戈爾巴喬夫舉行高峰會議之時，可見國際間外局面千變萬化，有識之士決不可以幾十年成見，衡量今之事端。然則將眼光現今化，則又須從歷史的基點觀察著手。

俄國之二月革命，實際發生於3月，十月革命則發生於11月。因為教皇在1582年改革曆法，將當年刪短10天（也就是以歷計提前10），俄國在革命前尚未取效，迄1917年則有13天的差距。

這兩重革命發生於1917年，也同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嚴重後果。沙皇尼古拉二世缺乏想象力，為人軟弱，皇后則為德國人，不得人緣，又剛愎自用，如此與法國大革命前夕某些情形類似。而且沙皇親自前往前線主持軍事，皇后在後宮干政，引用妖人拉斯普丁（rasputin），近似中國宮闈的黑幕。可是這些人身上之因素，既像法國也像中國，無非專制政治常有的現象。雖然替二月革命增加了不少背景彩，可是不能受歷史家過度重視。沙皇被迫退位之，曾令皇弟嗣位，可是大公爵麥克堅辭不就，因為局勢已不可收拾。二月革命之後，又有十月革命，更加之以內戰及斯大林之整肅，可見得人事問題並非一切問題之核心。

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動員兵力1550萬，佔全人口（不同的估計，低至1億3千萬，高至1億8千萬）約10％，在無數的村莊裡至少已佔壯丁半數。又徵用民間馬200萬匹。三年之內死傷及被俘人數，在600萬到800萬之間。單是1915年加拉西（galacia）一役，俄軍就死傷141萬，被俘者也近百萬。這對社會是一種極大的擾動。迄至1917年，俄軍在前線尚有兵員650萬，當中可能有80萬人以各種代表之名義經常活動於後方。

俄國的工業基礎與通運輸不能負擔這樣的軍事行動和負擔這樣的損耗，已是眾所周知之事實。戰時俄國驅趕徒手赤足之士兵上陣，均已數見不鮮。又因為大戰剛起時西方都以為不會超過幾個月至一年，一切準備都從短時期著眼。據俄戰爭的經驗，野戰炮一門一年只用炮彈1000發，而大戰時一次戰役幾天之內就可能耗用這樣的數目，而且大規模的戰役通常使用炮1000門以上。然則人員裝備供應之不濟，還只是問題之一面。以後的研究，發現戰時經濟之發展已產生絕大不平衡。譬如農村間的手工業及輔助工業即因之萎縮，最低限度城市的建築業和工礦抬頭，銀行業務益擴大，證券易所更較前活躍，利潤增值。如此只使社會階層的衝突更尖銳化。

帝俄時代的陸軍，多以貴族子弟為軍官，所以軍隊為王朝之拱衛。戰事經年累月，軍官團的格變質，中級以下的人士參與愈多，行伍之間則盡是農民。以後蘇維埃（soviet）組成時，他們由反沙皇而反朝代，繼而極端的左傾，主要乃由於農村問題，再加以長期戰爭的影響。

據估計，俄國的工人在戰時由220萬增加至300萬，尚有100萬服役於通部門。總而言之，他們在龐大的人口中，只佔一個很小的比例（要是比例大，則整個下述之運動必會採取不同的途徑了）。只是迄至革命前夕，俄國工會運動一直未曾充分展開，勞資向來缺乏和衷共濟的習慣。況且工人集中，在彼得格勒一城即有40萬。促成他們參加革命的近因，乃是糧食恐慌。以後他們截斷鐵路的通，掌握郵政電話，參加赤衛隊，將兵工廠的武器給革命隊伍，對革命產生了積極的作用。類似的情形也及於波羅的海艦隊的海軍士兵，他們距首都近，敵視貴族軍官（海軍軍官與陸軍軍官不同，一直保持著貴族氣息），也容易受革命者策動。

可是以上之因素尚只觸及革命之表面；倘要包括革命之全部發展，勢必將俄國本世紀初期的農村問題一併攝入。

俄國的土地問題本身就有跨世紀的複雜沿革。原來俄國的穡夫確實有“農奴”身分，領主可以將之買賣，可以對他們加諸任何體刑，可以寫一紙文書，叫他們自己拿著到附近警察所報到，由警察鞭撻，也可以遣送他們於西伯利亞。除非領主書面許可，穡夫不能領有財產。沙皇亞歷山大二世1861年的解放令，確實是人道主義上的一件大事，只是太遲，雖然在法律上免除了奴隸身份，在土地分配上卻沒有解決問題，反而增加問題之複雜。

解放令之前，一部分穡夫的生活已較前改善。在南部農業商品化的區域，一般穡夫每週在領主的土地上工作3，也有不少人是付代役金，只是需要附近市鎮工廠展開，穡夫才能獲得額外收入。農奴生產只能替領主保持過去封建社會之場面，事實上效率低，也不經濟，只是自由勞工不易獲得，尤以腹地為甚。1861年俄國人口1/3為穡夫。於是其間有如一段死結；農業生產的方式不改變則不易產生新型的工商業；沒有新型的工商業則無法改革農業的生產方式。俄羅斯領域上的大陸格值得學者注意。

解放令原則上由國家價賣領主之士地，但並不直接賜予穡夫，而是責成他們於49年內以工作或付代價償還。因為各地情形不同，有些地區準備時期即花了20年，並且解放後穡夫付息高，得地少，大多數情形之下，所謂價接為業始終沒有成為事實。

“農民生活極少改善。在俄國中部，耕地相當完好，他們因解放反而喪失土地，如此也難能稱之為解放。”又因為穡夫雖被解放，而財政責任未除，從地主買到的土地也並不與個人，而系組織公社（obshchina）集體保管。如是也如中國隋唐之均田一樣，公社不時將零星之土地各依人口之消長配與已解放之穡夫。受領土地者只有使用權，所掌握之地產不得買賣，也不能徑自世襲，而且使用者不得徑自挑選。這樣一來，昔穡夫無異於政府公地之租賃人，迄1917年，所述公社之管制仍在廣大的地區內有效。農民也不可能有行動自由。

斯托雷平（stolypin）為首相時，曾於1906年提出改革。自此各公社可以將土地賣與農民，各農戶也可將手下管業之土地出賣，以便遷往城市改業。斯氏之設計無非製造一批小自耕農，因為他們領有土地，身家財產所繫，勢必與王朝同利害，而不致動輒參加廣泛之農民運動。可是這種法令無法於短時間內生效。事實上斯氏計劃行之不及十載，歐戰即已爆發，只有200萬農戶接受這樣的處置。大抵俄國的亞400萬農戶之中，只有1/10因此成為小自耕農，其他多因身處腹地，不便棄業他遷。這些新獲得土地的鄰居，稱為“分離者”（otrubniki），從此不受公社管制，引起其他農民極端的嫉妒與仇恨。

所以二月革命前夕，全俄土地之佔有情況確是五花八門。貴族由於封建制度承襲之土地，仍佔全體耕地約1/5，一般稱地主者為數13萬人。又有數百萬自耕農，絕大多數則為名義上已解放，實際仍被公社管理之穡夫。因此很難斷定俄國此時屬於何種體制。

戰時政府從農村中徵得壯丁1200萬，馬200萬匹，當然減低各地耕作之效率。影響所及，一方面農民渴望獲得土地，一方面耕地被廢置。即算政府已將大批戰俘分發於農村，仍無法彌補因徵兵所減少之人力，而且利用戰俘者以大地主之門戶為多。此外，缺乏牲畜亦為極嚴重之問題。大概在俄屬歐洲部分減少8.4％，南部之北高加索一帶減少23。8％。

時人所謂“和平與土地”（landandpeace），即代表一般民眾之要求。企求和平，是他們無力承當長期戰爭之負擔，並且沙皇與德奧在中歐利害之衝突與他們不相關。其渴望取得土地固然由於生活所迫，也由於他們覺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這種觀念也受著幾十年來俄國虛無主義者及民粹主義者（populist）薰陶的影響（以上人士受有高等教育，經常志願前往鄉村擔任教師、醫生、客棧經理等）。並且這兩種要求連結一起，因為前方的士兵即是後方的農民，再不然則在書信之間彼此受親戚家人生活之遭遇和情緒上的影響。而且帝國內部的少數民族或者要求獨立，或者渴望自治並且保存獨立的文化。這些民眾間的願望起先看來虛遠不著實際，以後都在革命期間發生了決定的力量。

二月革命爆發於1917年3月8（以下除了“二月革命”及“十月革命”兩個既成語之外，所用期均據新聞）。彼得格勒城內食糧不足，準備實行配給制，尚未施行，消息外傳，引起人民搶購麵包，經過好幾天騷動，一般市民，尤其工人階級，怨恨通貨膨脹，生活艱難。3月8婦女節，工廠裡的女工舉行遊行。恰巧一座鐵片工廠裡的工人因為勞資糾紛被廠方關閉，也加入行列。工會的組織和政黨的活躍分子就此也鼓勵其他工人參加。示威遊行持續第二天，據說有50多個工廠關閉，參加遊行示威的近20萬人。

這時候杜馬（duma，是俄國的議會，經過窄狹的選舉權產生，也只有有限的權力）正在集會，會員也發表指責政府的議論。

遊行示威持續到第三天，警察已和示威者發生衝突，數處有了零星的死傷。只是派往支援的軍隊始終拒絕向人民動武。在這3月10，沙皇尼古拉二世由前方大本營致電彼得格勒衛戍司令，稱遊行示威在與德奧決戰期間絕不容許，又稱“我命令你於明停止首都內的不法行動”以後衛戍司令說他接著這電報別無話說，也只能命令軍隊向群眾開火。

11為星期，遊行繼續舉行，衛戍軍隊執行鎮壓，據一個參與其事的士兵稱，兵士都希望部隊臨場，工人即時分散，縱是奉令開火，也只是對上空發。但是軍官上前即迫部隊直。也有軍官自行縱機關槍，當時工人死傷各約40人，遊行的隊伍被驅散。又因為杜馬要求改組政府，設立“負責任之內閣”沙皇當接受首相建議，指令杜馬即停會。

當夜彼得格勒的衛戍部隊開始譁變，他們殺死驅散軍官，由推戴的軍士指揮，迄至12晨從一連到另一連，一團到另一團，士兵開始聚集於街頭，將武器與罷工的群眾，又率領他們到兵工廠，取出步槍40000支，從此工人武裝與譁變的士兵同，他們佔領重要的建築，釋放被監的政治犯，並且向杜馬請示，要求活躍的議員領導。

杜馬在這時候處於一種非常為難的地位。彼得格勒有工人40萬人，衛戍部隊也有16萬人，雖無從分曉有多少人員積極參與政變，只是衛戍司令派著“可信任”的部隊去彈壓譁變的群眾，不久這可靠的部隊也瓦解。最後他自己統率不到2000人，退逃到海軍總署，自身難保，遑論發號施令、維持市內治安。沙皇則在500英里之外，杜馬議長的告急電報被他擱置不理。首都的麵包只能供三四之需。街上的散兵三五成群，自願將武器施捨與人。無疑的衛戍部隊早經左派分子化，他們行動時唱馬賽歌、張紅旗。可是這二月革命也和中國的辛亥革命武昌起義一樣，事到臨頭又群龍無首。杜馬沒有發動革命，而是“革命來臨”到杜馬跟前。於是議員決定不接受沙皇停會的指示，並且組織臨時委員會，除了最右派議員拒絕參加，放於西伯利亞的布爾什維克議員不能參加外，有了各黨派的合作，當時對外宣佈集會的目的，不外保全治安，維持各機構間之聯繫。

俄國此時最大之革命政黨為社會革命黨（socialrevolu-tionaries，簡稱sr）。社革過去主張土地國有，滿足農民的要求，主張以暗殺作為遂行革命的手段。刻下黨員增多，組織上缺乏以前的一貫，也包括了不少溫和派的民主運動者。二月革命時開始鋒芒的克倫斯基（aleksandrkerensky）即在革命後由工黨改隸社革，以後從這立場主持較溫和的政策。馬克思主義者，則以社會民主黨（socialde摸crat，簡稱sd）為表率。馬克思和恩格斯將人類社會的進化分為自奴隸社會至封建社會，再進而為資產階級的社會（馬克思始終未用“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詞），然後才能進入社會主義體制，當然引起社會民主黨員反省。俄國工業落後，民智未開，尚不夠資格稱為資本主義社會，工人則胼手胝足之不繼，又如何叫他們接受革命之重擔？因此種種問題，社民黨分裂為兩派。孟什維克（mensheviks）意譯為“少數派”他們雖奉馬克思的思想為正宗，可是認為俄國客觀條件不足以實行社會主義，所以他們目前只能聯絡資產階級，促成自由化的改革，爭取言論集會之自由，組織工會，推翻專制皇權，以便作下一步的改革。二月革命符合這些宗旨，他們也樂於為之奔命。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意譯為“多數派”以列寧為領導人物，他也認為俄國先應經過一段“民主革命”（de摸craticrevolution）。但這所謂“民主”乃是“無產階級與農民的民主專政’。而且列寧對革命黨員的成分，更有他獨特不同的看法。他心目中的革命者乃是社會上之先知先覺，捨己亡命，以革命為職業。所以其組織不能太廣泛，而能夠以秘密的方式和“越陰謀越好”（列寧自己的字眼）的手段達成任務。二月革命初發生時，他們沒有熱烈投入，即至其他黨派召開組織蘇維埃的時候，他們也仍猶疑了幾個小時。一方面因為他們的領導人物多在亡，如列寧自己尚逗留於瑞士。另一方面因兵變是工廠工人與士兵臨時倉卒釀成，難免與他們的革命方針相違。孰料後他們坐享其成，成為蘇聯唯一政黨。布爾什維克於1918年3月8，即二月革命之一週年，由列寧建議改名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