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法國大革命俄國的十月革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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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倫斯基可以在這時赤手擒獲”

“當電影院和戲院仍照常營業”冬宮的牆上有好幾千顆機關槍子彈的痕跡，但近距離放的炮彈沒有一顆命中。這一連串的報道，只證明戰事並不十分烈。

“有時候尚呈現著喜劇之質”莫斯科的巷戰反倒繼續了一個星期，布爾什維克方面死了500多人，集體葬在紅場。陸海軍於聖誕節夜裡被正式接收，舊的軍隊已在解體，兵士各自返鄉。新組織的紅軍則在次年出現。所謂十月革命，當血不多，大規模的戰事還待以後展開。以上事蹟證實克勞維茲之論戰爭:有時戰局十分劇烈尚可能缺乏真正意義，有時打得並不兇猛，反而關係深遠。俄國十月革命近似後者。

克倫斯基在冬宮被攻擊之前脫走，企圖至前線糾集部隊光復首都，可是隻有700個哥薩克騎兵聽命。其他成千成萬部隊中立。在彼得格勒郊外，他率領的小部隊也被布爾什維克策反。自此克倫斯基亡命海外，由法而美，終身未再履俄境。

列寧在11月7開始面。新政府一切都在草創。

“財政部”所有的1000萬盧布，事實上是由革命者以槍桿劫持銀行在金庫裡取出的，即時放在列寧的衣櫃間中，但是11月7無線電廣播時，新政府仍稱國體問題有待立憲會議解決，茲後不久宣告立即與戰國講和。土地問題則如前述，廢止土地所有權，地產不得買賣，地主也無價償，只有種地之人准許持有土地，一概不許僱人耕種。這是社會革命黨的宗旨，也是各地農民協會之決策。列寧心中並不同意全民平等，小塊的耕種，此時為遷就局勢，而予以認可。實際上這也是讓厭戰的士兵解隊回鄉，任農民分割地產。至此沙皇體制才算全部解除。過去8個月臨時政府之無效，乃因高層人物經常討論方針與政策，象而不實際，下級的希望全未兌現。並且軍隊已無戰鬥能力，農民分割土地已是既成事實。列寧此時所能掌握的，也不外官衙公署和若干通機構，他們如不大刀闊斧將舊賬濫賬痛快地報銷作廢，則無法展開新局面。

可是這是俄羅斯的悲劇，也是人類的悲劇。人類的歷史無法因為革面洗心即可重來，很多背景因素無法避免。在中國抗戰及革命之最高時，猶看到農民拖泥帶水地耕田，學齡兒童用邊紙一筆一畫地習字。多少英雄人物拋頭顱灑鮮血，仍無法革除社會上的習慣與傳統。十月革命之前6年，中國之辛亥革命費力少而光復迅速，可是事後看來，推翻專制皇權，只完成了革命序幕的初步而已。俄國既為橫跨歐亞，包含億萬生靈之泱泱大國，也絕不能因赤衛隊佔領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若干建築物，即算完成了革命，而其所完成的也是序幕中的初步。俄國社會組織原則既已宣告全部作廢，在所有人都能與他人作戰的條件下，也只有促成一個巨靈型政府之出現。

1918年3月蘇維埃政府（sovnarcom）遷都莫斯科，布爾什維克改名共產黨。從此以迄最近戈爾巴喬夫提倡重建（perstroika）及開放（glasnost），仍表現著十月革命之尾聲在70年後仍未完全結束。檢討此中事蹟，似屬本書題材之外。可是我們如不掛一漏萬地作一段極簡單的分析，則無法代何以列寧及托洛茨基一等人，在70多年前即謂資本主義已至窮途末路，覆亡在即，而70年後，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之衝突仍未獲得定局。也只有在檢閱這段史蹟之餘，我們才能體會到這些名詞在實踐上的意義。

列寧的憲法會議於1918年初召開，選出的議員以反對黨的為多，可是剛一開會，即由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下令解散，理由為憲法會議“掩飾資產階級的反革命”實際上俄國此時尚談不上代議政治，我們有民國初年的立憲與約法的經驗，可以想見此中狀況。

新政府刻下的工作為與德奧締和，只是不能戰也不能和。德軍就趁著這機會以大軍壓境，一路勢如破竹。蘇維埃政府原希望不割地不賠款，最後得無可奈何，也只好在3月簽定“佈列斯特（brest-litovsk）和約”俄羅斯退出波羅的海，放棄波蘭及白俄羅斯，承認芬蘭與烏克蘭獨立，事實上任之為德國的保護國。又割讓了高加索一部分與土耳其。以上地域內有沙皇所轄人口的1/3，帝國所產鐵80％、煤90％，喪權辱國之程度為現代史中所未有。事實上這時德將魯登道夫（ludendorff）有意摧毀蘇維埃政府，柏林則以為任之存在可使俄國力量衰弱，反為德國之福。因之布爾什維克才有息的機會。8個月之後，德國亦告垮臺，和約無效。

俄國的革命也受到同盟國干涉。他們都以防備援俄軍火落入德國手中為由，派兵佔領重要港口。英國駐兵於白海及黑海沿岸，本登陸海參威。美國和法國也步兩國後塵，蘇維埃政府已有和他們發生衝突的情勢，隨著內戰也因之展開。

白軍之組成主要有兩個地域:南方在黑海之濱及頓河（don）域，原有不少沙皇及克倫斯基治下之高級將領，在烏克蘭獨立時逃至此間。其部隊以哥薩克騎兵為主（哥薩克並非人種的稱呼，而是沙皇治下一種特殊制度的產物。他們在國防前線組織屯田狩獵的部落，各自推舉首領，以兵員勤王事代替納稅，政府也不問其內部事）。另一個白軍區域在西伯利亞。1918年初有捷克戰俘約35000人擬由西伯利亞鐵路通過遠東及海道，參加歐洲西線的戰事，這些戰俘在途中發難，以後更陸續招引其他反共部隊加入。其他兩個白軍次要地區為白海沿岸，英軍佔領之處，和西部迄波羅的海之沿岸。以上除了白海區域之外，東南西三方面的白軍防線可以連成一線，紅軍始終採取中央作戰的方式。

蘇維埃政府雖系一黨專政，最初仍承認其他黨派的存在。內戰期間，後者在白軍防線內組織反共政府，自是蘇維埃政府除容許極少數他黨人士公開只有宣傳質之活動外，實際已封其他黨派。

紅軍最初由沙皇統治下的拉脫維亞（波羅的海沿岸三個小國家之一）部隊為核心組成。當托洛茨基將各種敗將殘兵收編併合，使之成為勁旅，也可以說整個紅軍出於他的苦心孤詣，一手造成。本篇以上說及尼古拉二世迄克倫斯基主政的幾個月，人人厭戰，布爾什維克更積極從事各種反戰宣傳，又簽訂對德和約，可是又能使怯於禦侮邊疆的軍人勇於內戰，初看甚為矛盾。這當中有好幾個被忽略的因素。

紅軍的組成及蘇維埃政府的軍事行動，出於被動，最初由防備德奧軍進犯而發起，所以引不少沙皇軍隊裡的軍官自動加入。他們參加時以為新軍只用於對外，可是一旦加入，只能被調遣而無法自主。以後托洛茨基也強迫徵調，以家屬為人質及派遣政治指導員下部隊的各種辦法來管束。職業軍人又無其他技藝自存，也只好就範。因此紅軍在指揮系統上保全了帝俄的軍事傳統。初創的幾個月內，即有8000前朝的軍官，至1918年年底，增加至22000人，兩年內戰期間共引用了48000人。同期間內紅軍也徵用沙皇軍隊裡的下士官215000人，內中朱可夫（geor-gizhukov）即由此出頭而在二次大戰中因戰功而升元帥。至於列兵，當初也純用募兵。十月革命既已遣散近700萬兵員，此時重新招募僅5％或甚至只3％的人數，當然不至過於困難。徵兵開始於1918年5月，當中也有無數反抗叛變逃亡及歸順於白軍的事情，有人甚至說紅軍是一隻漏水之籃筐。可是1918年初部隊剛成立時，只招兵10萬人，迄至年底，其總數仍不過50萬至70萬之間。內戰結束前夕，據稱總兵力近乎300萬。與之相較，白軍因所在地區供應困難，行李輜重特多，戰鬥兵員總數始終未逾25萬。

第一次大戰期間，沙皇曾供應900萬人以上的軍需，內戰期間工廠礦場大致都在紅軍和蘇維埃政府手中，因之供應問題更今非昔比。帝俄時代曾製造及掌握步槍1100萬支、機關槍76000、野炮17000門。據估計當中5％至10％入蘇維埃政府手中。白軍所在區域一般無軍需工業，因之只有接受外援，其結局有如今很多類似場合下的情形。供給者埋怨資財白耗；受者謂言辭上的慷慨多於實際上的恩施。即如在南方戰場，英國稱曾供給白軍步槍198000支、機關槍6200、野炮1100餘門、戰車60輛、飛機168架，又有大量服裝。而實際上除了戰車飛機由英軍駕駛外，其他供應一來太遲，也未及時教導俄人使用。因之外援之於白軍“只有心理功效”內戰的作戰方法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同，騎兵較炮兵重要，雙方火力低，部隊動大，因之逃兵多，較第一次大戰之死傷率低。又因是本國作戰，引起後方無數非正規行動。一般白軍素質較高，曾發動五次大規模攻勢。當之觀念，以為蘇維埃政府不能承受至大壓力，所以加之以兵威，彼方必聞風瓦解。其實列寧之政府佔據俄羅斯腹心地帶，地廣人多，戰線暫時後撤，無關大局，只要保障內部不生問題，終可以一再突破難關。反面則白軍各路戰線相去太遠，無法協同動作。同盟軍雖干預戰事，各方目的不同。英國著眼於與俄羅斯在中亞的競爭，雖援助白軍，而無意使俄方成為強大的軍事力量。法國則希望一個強大的俄國出現，足以牽制德國。本覬覦東亞領土，美國旨在監視本。是以列強既無共通的作戰目的，也難發生干預的實際功效。

布爾什維克之反戰宗旨和土地政策只能在初期收拾民心。大約至1918年初之後，其徵兵徵糧已逐漸引起反。可是紅軍方面如是，白軍亦無更好的對策。而且社會革命黨及立憲民主，除了反對布爾什維克之外，缺乏鮮明的政治目標，更沒有有力的領導人物。蘇維埃利用特務政治及恐怖政策，是一個引起注意的話題。專家承認其對防止反叛與內亂確有功效。但俄國為此也付出了代價，茲後成了蘇共之傳統，這一點下節還要提及。

1919年秋季，白軍之進展達到最高。此後紅軍的攻勢開始展開，白軍一蹶不振，最高指揮官或束手就擒或遁跡海外。除了俄軍在1920年夏與波蘭軍在國界一度作拉鋸戰外，內戰已至尾聲。1920年年底，掃蕩戰結束之後，莫斯科克裡姆林宮的主人額手稱慶，全國底定。

俄國投入歐戰兩年半而有二月革命，八個月之後有十月革命，十月革命之後繼續三年內戰，這當中的意義還沒有為中外讀者透徹瞭解。只有從最近的發展來看，才能體會到蘇聯的胚胎，不是十月革命產生，而系由三年內戰而產生。二月革命算是否定了沙皇體制；十月革命也仍只否定了西方現代的代議政治，代之以一黨專政。然則這一黨專政的模型與尺度全無著落。列寧於1918年初遷居克里姆林宮的時候，他不可能有明確合理的藍圖，預籌後的局面；多方面還是東扯西湊，因時就勢。而且嚴格言之，斯大林之所經營，還是承襲上述7年的戰時體制。否則今70年後的改組開放就無法自圓其說。

列寧於1921年3月8在第十屆共產代表大會宣佈“新經濟政策”（nep），此時距二月革命正好4週年。他稱這制度為“國家資本主義”（nationalcapitalism）。新的經濟政策放棄了“戰時共產主義”（warcommunism），將農業生產和小規模工業生產由私人經營。大規模工業、運輸事業及對外貿易，仍由國家掌握。他又在1922年年底第二次中風前教導共產黨員，去“學習貿易”他說:“我們在集體農場上做了很多愚蠢的事，集體農場不是今之決策。”列寧去世之前，留下遺言，指斥斯大林為人暴，集權於一身，應當迫使去職。這些證據可以明瞭後斯大林之種種政策都與列寧之旨意相違。

其實列寧一生之行止，只表示斯大林是他最合適的繼承人。據稱列寧曾說:“他（斯大林）抄襲了我的病。”舉凡斯大林後所作所為，如特務政治，殘殺政治犯，和敵人打道“民主集中”式的獨裁，都有列寧之先例在前。列寧早已講明，他所謂國家資本主義，為進入共產主義前之一個“轉變階段”需要“很多年”、“很長久”可是始終沒有標明確切時間。況且他又鼓吹“社會主義不復為一個遙遠時間的問題”那麼資產階級的革命既能在八個月內完成其在歷史上的任務（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間的八個月。布爾什維克的理論有時將歷史的發展作“望遠鏡的縮短”），則一個轉變階段經過七年（1921至1927）也不能算。是過短了。斯大林在列寧去世之後，即於1924年放棄國際共產的重點，提倡“社會主義可以在一國實現”表面上似乎與列寧的思想相反。可是專家細讀列寧的文件，則覺得這種趨向，列寧早已有之，斯大林不過在局勢明朗後，確切的付諸實施而已。

還有一個在以上理論之間容易被忽視的事實，則是蘇共因內戰才能決定它本身的模型與尺度。這也非列寧或斯大林等人可以預見的。一位哈佛大學的專家曾說:我們已經看出布爾什維克因為奪取政權及保持政權，讓他們的民主原則和一般的顧忌逐漸消失。在現下三年和內外強敵作戰之餘，這種發展不僅持續，而且只有增強，更擴張到政治之外，及於社會生活之任何部門。那被包圍的心理狀態，那種“不和我們合夥就是和我們作對”的情緒，成為了共產主義的神狀態。

尚不止此。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二月革命時共有24000人，至1922年內戰結束後駐留於共產黨內的只有此中半數，至1927年斯大林停止新經濟政策，組織集體農場之前夕，據稱只有8000人。而共產黨在內戰後期1919至1921年間，黨員數目即由30萬增至70萬，其中大多數為紅軍軍人。至1928年初，黨員數目已逾130萬。可見得在革命的過程中，其上級所縱的機構業已變質。當初一個反戰、反侵略、帶國際格、具有優秀分子之氣魄和理想主義的集團，至此已和以上所述條件完全相左。

前已提及，迄至十月革命成功，列寧等所控制的不過是官街公署、通通信機構。新政府之權力，還是要經過內戰，才有效地下達於各村鎮。只有爭取糧食、派兵丁，鄉村的人口才切實地覺到蘇維埃政權力量之所在。

“軍隊之成功，通常倚靠於他們進出於出產食品豐富之邊區時，自身之作為。”恐怖政策無疑的使人們對蘇維埃印象更為深刻。1919年蘇維埃政府設立了7500個集中營，另有21700所監獄。經過內戰，各地方下層蘇維埃的權力，由集議政體的單位移到行政單位，而且漸與上層的機構結成一個行政網，失去過去獨立自主的格，這種發展務必要和十月革命時全部紀律消散的情形比較，才可以看出布爾什維克在鬆緊政策中製造後蘇聯體制的經過。哥薩克區域及其享有特權的事實，已歷幾個世紀，經過內戰，終告解散取消。內戰期間，蘇維埃政府所處的心腹地帶，也正是“大俄羅斯”（greatrussia）所轄區域。主要的會戰既有下落，其他邊區遠處少數民族的地區就等於瓜蒂落，所謂自決，也只不過是口頭禪，實際上中央的威力迅速向外輻，紅軍成為各地組織蘇維埃的主宰。

總之，共產黨之編成與發韌與軍事行動相始終。它繼續了沙皇統治下的軍事傳統，也掌握了中樞的地盤。三年之內黨員也曾遭到無數險阻艱辛，他們各人的事業成功也無不與內戰有關，因此算是與列寧的革命哲學吻合，因為彼此都沉潛于軍事思想與軍事紀律之間。

反面而言，所謂戰時共產主義，並不是任何人都能供奉的一種“主義”它沒有預定的計劃，只不過是倉皇應付非常狀態的各種措施。它如果有任何中心思想，也不過是起於動員時的群眾心理，由痛恨資本家，推廣至於前後左右的富人，它的方針則是由國家主持所有生產，並由中樞分配。因此大至工廠、礦場，小至房舍、金銀、首飾、器皿，無不可以徵收。

“自制造火車頭至開公眾浴室”、“自供應麵包至蘑菇”企圖全部由國家主持。積習既久，則索由武裝部隊進入村莊，挨戶搜索，除了農家本身食用之外，多餘糧食一概拿走，並且主張停用貨幣。

戰時共產主義引起生產劇烈降低及停頓和經濟脫節，不足為奇。這時候大城市的人口減少1/3，工人的生產率只有歐戰爆發前的1/4。農業生產也降低約40％。而奇蹟是，在各種飢寒迫情形下，蘇維埃政府尚能供應紅軍，並且使之轉守為攻，轉敗為勝。由國家所徵集的菸草，全部與紅軍，大批食也是如此。在最後兩年內，每年由政府分發紅軍靴鞋，約500萬雙，而只有200萬雙給約6000萬人民。由內戰引導出來的軍需問題固然產生了一個龐大的官僚機構，即在戰時已經由共產黨發動對本身的各種整肅，可是共產黨鐵石心腸的紀律仍是不可抹殺，即批評者也不加以否認。

有了以上的認識，我們覺得以之作背景，不難用以解釋後蘇聯之體制。自帝俄1914年參加歐戰，全部發展都是空前的特殊。這當中只有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既然如是，我們看不出還有什麼理由要繼續跟著蘇維埃的理論家把以上情形削足適履的解釋來與馬克思的一般原則符合。並且從一個政治學家的眼光來看，即辯論實況與馬克思的理論不相銜接也是多餘。因為我們可以完全放棄兩者之間的理論，另從17世紀霍布斯的學說和20世紀凱恩斯（lordjohnmaynardkeynes）的學說，更容易將蘇聯的問題解釋為一個數學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