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天高尚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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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為什麼要想到死呢？”她嚴肅地問。

波亞姑夫哀傷地望着她，自憐地説:“唉，你明明知道我得了不治之症…”德爾卡雙手叉，衝他喊道:“癌症。你原來是這麼打算的？你這可憐的人得了癌症，是吧？你心裏的小算盤我一清二楚。你想讓我回來，是吧？親愛的，然後你就可以打着癌症的幌子又開始酗酒。哼，真是痴心妄想。別急，先聽我説。

我已經跟醫生談過了，知道你身上只是有一個小腫塊。你騙得了別人，可騙不了我。我回來是因為你這兒還需要有人照顧。但你要記住，只要你喝一口酒，我馬上就走。到那時候，癌症也救不了你。就這樣。把大衣穿上。”隨後波亞姑夫看見她給他買的新大衣至少也得花100盧布，他立即平靜下來，知道自己不會死了。

回到家裏他對此更深信不疑，知道德爾卡本沒打算他死，而是想和他開始新的生活。屋子已煥然一新，窗上掛着嶄新的窗簾，更重要的是，一架漂亮的雙人牀取代了以前的摺疊沙發。這時他終於相信了德爾卡。這件事給他觸動很大。

他終於戒了酒，身體很快開始恢復。

還有什麼説的呢？一年以後他徹底康復並開始工作，再也不喝酒了，德爾卡離開了戀人，起初他表示願意等她，因為他知道波亞姑夫得的是什麼玻但德爾卡異常堅決地表示，他本不考慮她丈夫會死，她要不惜一切代價讓他活下去。他現在依然健在。故事到此結束，不過，還要加一句。德爾卡現在仍然漂亮，但她眼睛裏曾閃爍的光芒消失了。她的眼神變得異常堅定。

聽完了拉麗莎的故事，女人們説這沒什麼稀奇的，無私的子終生照顧有病的丈夫，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但是，如果誰能講個丈夫像那樣照料子的故事，”阿爾賓娜不無惡意地説:“我給她獎品——一管巴黎口紅。”

“讓我們看看。”娜塔莎説。

“給。看嘛？”阿爾賓娜一邊問，一邊從包裏掏出口紅遞給了娜塔莎。

“我要看看跟我的顏是否一樣。好了，歸我了。現在該吉娜講，然後是我講，我講的故事跟拉麗莎剛才講的差不多，只不過説的是男人。”

“好了。現在請吉娜講點勞改營生活的情況。可以嗎？吉奴爾亞。在勞改營就沒有高尚行為嗎？”

“當然有，為什麼沒有？如果你們不厭煩，那我就給你們講一個。”故事之二女吉娜講述，説的是無私的母愛。

我講的是一個女人代兒服刑的故事。

我在勞改營的建築工地幹活。我們營亂哄哄的，因犯人多監房少——監房是木製的，已經30年了，都糟了——因此，他們不再建造單層木質監房，而是建造雙層石頭監房，空間擴大了一倍。

我的活兒還算稱心，就是苦一點兒，因為那兒沒機械裝置。磚、鍬、小車以及犯人們的雙手，這就是全部的工具。另外，還有一匹馬拉水泥車，我們管這匹馬叫“海鷗”每天早上他們一把我們趕到工地就從馬廄裏牽出“海鷗”給我。我把它套在裝水泥箱的車上，然後趕車到倉庫。把車倒進倉庫，便開始用鍬往上裝水泥。灰塵飛揚，我和“海鷗”都成了灰不溜丟的傢伙，進鼻孔的全是水泥，嗆得要命。至少我還可以用塊布包到嘴上，但“海鷗”可就慘透了。幸好裝滿車後我們要往工地拉，其他犯人幫助我們卸車，然後我們回倉庫再拉，只有在來回的路上我們才能享受點新鮮空氣。一天我們要拉10到15趟。一天下來我的胳膊就像要掉下來似的，咳嗽得肺都要炸了，但我仍然堅持了下來，沒把這活兒給別人。

“海鷗”是個很好的工友:不罵人、不發脾氣。如果想找個知心人，最好不過的就是馬了。我情緒不好時就用手摟在“海鷗”的脖子上跟它説悄悄話。它或許聽得懂，也許聽不懂，但要是我説了當局的壞話，它不會去給我告密。還有，在來往於工地的路上監視我們的只有藍天。即使天不是藍的，而是多雲、下雨或下雪，這也要比在工頭和看守的呵斥下幹活要好得多。

一天，我和“海鷗”拉來一車水泥正在卸車時，一個衞兵走過來説:“伊萬諾芙娜，卸完後把車打掃一下，去一趟醫院。你們的一個同伴死了，你得拉她到紅山。”紅山是犯人的墓地。自1930年以來，這座山長高了好多，當時埋的是富農。

我照他説的做了，把車趕到了勞改營醫院，一夥兒女人正等在那兒。

“誰死了？”我問。

“四分隊的卡扎科娃。”

“卡扎科娃？可她沒病呀，她兒子剛來看過她的。”

“對，謝上帝，她沒受罪。昨晚她上牀睡覺就再也沒醒過來。”我這才知道這些女人是扔下她們的活兒來醫院給卡扎科娃送葬的，犯人沒有葬禮，拉出去埋掉，在地上個牌子寫上號碼就算完事了。每當看到有棺材從勞改營門中拉出去，犯人們就説:“又一個短命人。”然後，她們就回去了，很快把這件事忘了。每人都知道明天就可能輪到自己。紅山墓場白骨累累，挖坑時簡直分不清挖的是土還是骨頭。但卡扎科娃是個特例，女人們寧願冒險來給她送葬。自然，這裏離營門口並不遠，即便如此，這也有點送葬的味道。她是個仁慈的女人，應該送送她。

卡扎科娃是為兒子進來的，現在我來講她的故事。她丈夫是個畜生，是個殘暴的酒鬼:他常常喝醉酒後手執斧頭追趕老婆。自然，她總是抱着孩子跑到鄰居家去躲避，而鄰居們總是把她藏起來。她向派出所投訴過多次，但他們總是説:“清官難斷家務事埃”一次他真的拿斧子砍傷了她。她住了一陣兒醫院就又回了家。她可憐他，所以決定不去報案。起初他害怕了，收斂了點。後來，一看沒事，就又舊病復發。兒子也捱了好幾次父親的斧子。

後來有一次父親又在打媽媽，威脅着要砍了她，那孩子上去一把奪過斧子，反手一斧砍到父親的頭上，當場就把他撂倒了。媽媽跑過來摸摸他——已經死了。這酒鬼，真活該。

她沒告訴孩子他已經死了，而是説:“他昏過去了。他在那兒躺一會兒還會起來撒野。兒子，你最好儘快收拾好東西去你姨媽家。我會給她寫信要她讓你住到開學。要不你父親醒過來會報復你。一個月後再回來，那時他就把這事忘了。”那孩子照母親説的做了，徑直去了火車站，準備去姨媽家。大約一個小時後，母親才去鄰居家，向一對夫婦要了點兒鹽，回來的路上又去另一家串門兒，給人的印象是她很想聊天兒，她告訴這兩家説，她打發兒子到她妹妹家度假去了，她丈夫不知又去哪兒喝酒了，也快回家了。所以她必須做好飯等他，以免他發怒。説完便回家了，不一會兒，她開始號啕大哭，好象家裏又在打架。她跑到院子裏，在那兒鬧了一陣兒，然後又回到屋裏，她用手攥着斧子，目的是把自己的指紋印到上面。真令人吃驚，她是怎麼籌劃的這件事呢。之後，她尖叫着跑到剛去過的那家:“鄰居們。告訴警察局——我殺了他，我想…”一個鄰居安她，另一個去報了警。

一個月後兒子從姨媽家回來，發現父親已經被埋葬了，母親進了監獄等待判決。他堅持找偵查員説事情是他乾的，但偵查員本不聽他的:人證、物證俱在，而且兇手已經供認不諱。於是，卡扎科娃被判了5年——他們知道死者是個魔王。兒子對她很好。長大後他才知道母親為他所做的一切。他經常去探監，給她送好吃的東西。犯人們在同一時間、同一地點接受親友探視，人們看到母子二人在探視期間總是哭喊、爭辯。他説:“媽媽，現在我已經是大人了。您回家，讓我來服刑。我們要一起上訴，告訴他們事實真相。”母親總是對他説:“兒啊，他們不會放我出去，要不他們就承認錯了，然後把你抓去。我的刑期已不長了。要完成你的學業，我的兒啊，千萬莫喝酒，別學你爸爸。”然後他們繼續哭訴，試圖説服對方。探視也總是這樣結束:兒子回家，母親回營房繼續幹活。她已服刑4年，而且已申請假釋。母子等了好幾個月，期待着莫斯科的答覆。事實上，全勞改營的人都在等。我們之中什麼樣的女人都有，有的真正是鐵石心腸，但她們都希望卡扎科娃能出去，大家都同情她。這既是因為她代兒受過，又是因為她是個好人，很善良。這在勞改營中是不多見的。大家都有過艱難的經歷，所以大都脾氣不好。每當她收工回來，營房就會顯得亮堂些。這女人有個真誠的靈魂。當聽到莫斯科拒絕了她的申請，她沒哭，也沒生氣，不像別人那樣。是啊，心畢竟不是石頭做的，我想。一個人可以忍受一切，但心並非總能忍受。所以她只有死，卡扎科娃真的就死了。

他們把這可憐的女人抬了出去，用的是一個簡單的木頭棺材，沒有油漆，是用工地上的碎木頭拼湊而成的。

女人們只能送到門口，然後就聽身後大門咣噹一聲關上了，我們趕車上了紅山。我坐在棺材上，兩個士兵拿着鐵鍬跟着，還有一個當官的帶着公文紙:即使這最後一站也得有文件記載。士兵埋葬了她，當官的在公文紙上做了記錄，他們了一塊寫着號碼的牌子，我和“海鷗”就回去拉水泥了。

幾天後卡扎科娃的兒子趕來了——他們給他拍了電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