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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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女人？搖井宋先生按劉先生的意思把院子和房間清理一遍，房間打掃得乾乾淨淨，院子裡的荒草被噴上了除草劑，牆角的井四圍鋪上了水泥，樹底下的灌木被伐倒了，過幾天就可以當作柴燒。做這一切的宋先生像劉先生一樣不願意透自己的名字，只願周玉玲一家能過得好。

宋先生還說出了劉先生一件鮮為人知的事，在此之前，房子裡放滿了劉先生一位朋友的物品，劉先生決定把房子借給周玉玲居住之後，是這麼跟他的朋友說的:“對不起，我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朋友因為特殊原因要住到這裡來，你能讓出來她住嗎？”劉先生還待宋先生，以前裝的防盜門不夠牢固，過些天裝就個新的。家居生活用品買來之後，周玉玲立即提上桶子去打水，穿過院子時，她說:“院子裡、山上有好多柴禾，都可以撿來燒飯，不怕沒飯吃。”搖井旁邊，周玉玲就像一個農家婦女抓住搖柄，一上一下，動作嫻，表情寧靜、安詳，那個畫面，真像一段失而復得的鄉謠。＊＊＊兩天後，主任對我說:“小石，告訴你一件事，你不要動啊，剛剛有讀者打電話給我，說周玉玲又回到了南昌討錢，還在百貨大樓一帶。”我沒有跳起來。

也沒有動得失態罵話，我落淚了，我想起了半個月來為乞丐母女東奔西走的心酸，我想起了頂著烈從街頭到街尾為乞丐母女挑選傢俱的辛苦，我委屈啊。其它的記者輕鬆極了，每天寫一兩篇幾百字的通訊稿，其中很多是傳真稿，本不需要親自跑一趟，不時還能參加新聞發佈會，參加新聞發佈會不但有車接送，還有紅包拿。

而我，不但沒有紅包沒有車接送，還得天天跟蹤不停漏的周玉玲，為不傷她的自尊，聞著她濃烈的臊味，還得裝出一副沒聞到的樣子，還得跟她一塊兒吃飯。

其實在接她去新居的那天，我就知道她不可能長住。那天一大早我趕到她住的地方時，除了看到周玉玲沒有做任何搬家的準備，還看到她女兒睡在樓下一個40多歲的撿破爛的瘸腿的男人上，我氣極了。

問周彩跟那個男人什麼關係，周彩說:“我跟他沒什麼關係，我也沒有跟他睡一塊兒，我兒子想看電視，我就帶他來看電視。”周彩明顯在撒謊，她的兒子才一兩歲，怎麼可能想看電視，就算是想看電視也不可能大清早躺在一個男人的上看電視。

我打電話給主任告訴他我看到的一切，並告訴他，當我問周玉玲到底想不想搬家時，周玉玲說隨便，我向主任提出不送乞丐母女去新居。主任說:“那怎麼行呢？報道都見報了，義賣也舉行了，如果不送她們去新居，報道沒法收場。”想想也是，我只好忍氣聲勸周玉玲收拾東西。我知道周玉玲只是應付我，因為我告訴她。到新居後，我才能把募捐的幾千塊錢給她。

我心想我仁至義盡，她實在不願自食其力，我也沒辦法。可我萬萬沒想到，她只在“新家”待不到兩天，吃光了臨走時給她買的餅乾和方便麵就回到了南昌重舊業。她實在太不爭氣了，我還想著休息兩天就到醫院活動活動，找家醫院為周玉玲免費治病。

周玉玲回到南昌後，我的情緒陷入了低谷，唉聲嘆乞中充滿了挫敗。我害怕聽到“乞丐”兩個字，誰跟我提到乞丐，我就心煩。

平時碰到乞丐，即使知道是職業乞丐，我也會扔個五、一塊，可是自從周玉玲回南昌後，我看到乞丐，別說發善心扔幾個錢，連看都不願多看一眼，恨不得把乞丐要錢的碗一腳踹飛。有同事建議我去見見乞丐母女，問問她們為什麼這麼快就回到了南昌。

我沒有去，我怕去了忍不住罵她們，有一次實在沒法避免要經過她們討錢的百貨大樓門口，老遠我就看到被捆成蚱蜢的幾個乞丐孩子，周玉玲、周彩仍舊穿著我第一次接觸她們的時穿的衣裳，我立即走到街的對面，不願意從她們身邊經過。

一個星期後，浙江衛視的兩位記者到南昌來拍乞丐母女，他們對這個題材非常興趣，拍的時候換了一個角度，從我的角度，也就是一個記者如何幫助乞丐母女的角度。

我帶著電視臺的記者到了我為幫助周玉玲一家去過的許多地方:新家、豐城、乞丐母女平時要錢的地方及她們的住處。自然我又見了到乞丐母女，我問了她們為什麼回到南昌，得到的回答是:周彩快生了。

提水很不方便，一怕摔著，二怕生孩子找不到人。我沒有揭穿她們回南昌的真正目的，只是冷冷哼了一聲。

我覺得她們非常可笑，暫時到牆外面提水的原因當天我就解釋了，院子裡的井水剛放了消毒劑，過半個月就能喝了。

更可笑的是，周玉玲怕生孩子找不到人，院子隔壁是學校，學校隔壁是鄉里衛生院，衛生院隔壁是派出所，從院子到派出所不到兩百米的距離，周玉玲竟然說怕生孩子找不到人。

周玉玲的鄰居告訴我，周玉玲回來後，他們問她為什麼回來，周玉玲說報社的人把她們送到了山上，下山提水很不方便。他們又問報社給了她多少錢，周玉玲告訴所有的鄰居，報社只給了她幾塊錢。

我沒有向周玉玲的鄰居做正面解釋，我只反問了兩句話:希望村的派出所、衛生院、學校可能建在山上嗎？報社可能只募捐到幾塊錢嗎？電視臺的記者採訪她們的時候，我回避了。

我不願意聽她們說一個字。我以為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半個月後，正當我不再那麼討厭乞丐的時候，市公安局的警察找到我，說是某副省長在有關乞丐母女的報道上作了批示，一定要查出是誰強姦了乞丐母女。

我興沖沖地帶著警察去了乞丐母女的住處，如果能查出誰強姦了乞丐母女也算是件好事。警察在樓上向周玉玲瞭解情況的時候，我回避了，在樓下和周彩聊天，周彩可憐兮兮地對我說:“姐姐，你以前勸我把孩子打掉，我沒有聽你的，我現在想通了，我有一個孩子就夠了，兩個孩子我養不活，一個孩子我可以好好地撫養。

這肚裡的孩子是壞人的，我幹嘛要留著它，我要把孩子打掉。

“我心裡雖然仍然有氣，但看周彩這麼說，心也軟了，我說:“你想通了就好啊，過兩天，我到醫院聯繫一下，給你做人手術，錢方面不用你心。”就是這個時候，周彩還在騙我她肚裡的孩子是被人在八一公園強姦懷上的。警察向周彩瞭解情況時，我跟了上去，這才知道周彩的第一個兒子是和一個男人自願生下的，那個男人因盜竊至今仍在監獄，周彩肚子裡的孩子是那個瘸腿男人的，（前段時間瘸腿男人和周彩鬧翻了。

瘸腿男人不願對周彩肚裡的孩子負責，周玉玲的女兒櫓櫓是撿來的。得知真相後，我不顧警察的阻攔，衝到周玉玲母女面前吼問:“你們為什麼騙我？你們為什麼要騙我？你們為什麼要騙我呀？啊？”周玉玲沒有吭聲，一旁的警察擔心我情緒失控動手打人，把我拉到一邊說:“她剛剛講了，是為了搏取同情，石記者，你也不要太生氣，她們也沒辦法，不撒謊不裝可憐，討不到錢。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我剛才也問她了，給了房子，又為她們爭取了低保、救助，為什麼不好好在安義生活，又跑到南昌來要錢。你猜周玉玲怎麼說，她說我又不會做事，幾口人才幾百塊錢，怎麼活下去呢？

難道叫我餓死？石記者，乞丐的劣是你無法想象的，像周玉玲這樣的，每個月在南昌能要到1500塊錢以上，在安義，才幾百塊，還要幹活，當然不如當乞丐舒服。你同情她們幫助她們沒有錯，惟一的不妥的地方，就是沒有把她們的情況調查清楚。”下樓的時候，周彩跟在後面追問:“姐姐，你什麼時候帶我去醫院？”我頭也不回甩下一句:“問我幹什麼，你找警察去。”接下的打擊是預料之中的也是沉痛的，《都市消費報》被宣傳部嚴厲通報批評做假新聞，乞丐母女事件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其它報社的記者見到我總要問怎麼回事，我真是丟盡了臉。

雖然社長、主任沒有批評我，還幾次找我談話，說這不是我故意做假新聞，要我放下包袱，千萬不要因此而縮手縮腳，但是領導的“寬容”令我無地自容，我寧願他們罵我一頓還來得快。

此時我做記者才8個月，很多資深記者告訴我，並不是所有看上可憐的人都值得幫助。像周玉玲那樣的女人，今天的這種情況，並不完全是別人或者社會造成的，她自己也有很大的責任。

而且是主要的責任，如果她格不是過於倔強，不燒房子不跳樓，姿不錯的她就是跟丈夫離婚，也不至於落到如此田地。